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国外交事业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外语人才的培养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毛泽东、周恩来就此作出重要指示。周恩来总理连续五次召开外语教学座谈会，强调大学招生要“两条腿”走路，采取多种形式，加速培养外语人才。
在那个只有工农兵才能上大学的特殊年代，根据上海市委批复的沪委组（72）第99号“关于选拔培训外事工作干部请示报告”，1972年7月15日，上海市高等院校招生、毕业分配办公室向上海市革委会地区组发出了“关于从七二届毕业生中选拔培训外语人员的具体意见”。在全市22万名中学应届毕业生中，600名学生经过面试、笔试、体检等选拔程序，分别进入复旦大学、上海师大（实为华东师大）、上外三所大学的五七干校外语培训班学习（三校各200名）。
1972年11月23日这一天，首届200名上海外国语学院五七干校外语培训班学员，从上海各区县意气风发地走进上海外国语学院的大门。在上外大礼堂举行的外语培训班开学典礼上，时任校党委书记韩宗琦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向全体学员传达了周恩来总理关于加速培养外语人才的指示，同时传达了上海市关于选拔培训外事工作干部的有关文件精神。1972年12月5日傍晚，200名学员和带队老师登上了上海开往安徽合肥方向的绿皮火车，前往位于安徽省凤阳县大庙地区的上海外国语学院五七干校。
上外五七干校是于1970年4月根据中央指示而建立的，全校教职员工分期分批去干校锻炼一至二年。干校周边广大的农村地区既不通电、又不通公路，更谈不上使用自来水。干校购置了柴油发电机由师生自己发电，打了几口水井解决师生的用水问题。寒冷的冬天无暖气、炎热的夏天无风扇，购买生活必需品要到徒步行走八里路之外的大庙镇，生活学习条件极其艰苦。由于干校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男领导们理发（上海人称剃头）成了一个大问题。好在笔者在中学学农时学会了剃头，此时再次拿起剃头刀剪，领导、老师和同学的剃头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到干校的第一年，没有足够的宿舍，英语专业的五六十位同学住在一个大仓库里，虽然拥挤不堪，却也温暖热闹，同学们常常要在半夜以后才能安宁睡觉。为了解决同学们的睡觉和上课的空间问题，我们到干校后第一年的头等大事，是参加建造干校标志性的三幢两层钢筋水泥楼房。在凤阳县委书记的支援下，一年后，三幢两层楼房在干校西边拔地而起，男同学的住宿问题解决了，极少部分房间用作流转教室。同时，一个简易足球场也初具规模。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校园的面貌，用汗水改善了生活居住条件。
每天清晨6:00，干校大喇叭响起嘹亮的军号声，师生们随着军号声准时起床。上午安排外语课，下午参加生产劳动。晚上9:15，宿舍里的电灯连续闪炼三次，提醒师生准备睡觉。9:30准时停电熄灯，整个干校笼罩在一片漆黑之中。不一会儿有的窗户又出现一闪一闪的微弱灯光，这是一些老师点燃了煤油灯在紧张的备课，也有些同学在煤油灯下看书学习。每天晚上，男同学和男老师轮流安排在校内站岗巡逻。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冬夜，他们顶着凛冽的寒风，穿着灰色的棉大衣、扛着木头枪、提着大电筒在干校内四处巡逻。四只护校犬各司其职：大黑卧伏在一个小草堆上，监视着干校正前方的蔬菜田和果树林；大黄、小黄和小黑在干校四周不停地走动，它们对夜间巡逻的师生来说既壮胆又管用。
边劳动，边学习，是干校外语培训班的基本办学模式。干校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外语培训班共招生了三届，三届同学总数约573人，编成五个连队。每个连队均有自己的生产任务，其中包括饲养班、杂粮班、蔬菜班、大田班（种植水稻、麦子）、棉花班、饮事班等。
在俄语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在矮小简陋的猪棚内，学会了烧煮猪食、喂猪、打扫猪圈，以及惊心动魄的宰猪过程，诞生了学生宰猪第一人。饲养班里还有几十只鸡鸭，女同学当起了“鸭司令”，手里举着系有红布条的小竹杆，驱赶着鸭群走进水渠里戏水游弋。我们把猪养得膘肥体壮，把鸡鸭养得羽翼丰满，鸡蛋鸭蛋累累如珠，为改善干校师生的伙食作出了贡献。以后，我们转业种植杂粮、学会了播种育苗，浇水施肥。雨天，我们在田间排水防涝；晴天，我们顶着烈日松土锄草。我们种植的红薯、花生、玉米个大粒满，连年丰收。
春播插秧时，我们卷起裤腿，光脚踏进泥泞寒冷的水稻田。在农业顾问的指导下，左手拿一捆秧苗，右手用手指夹住3~4棵秧苗，弯下身子，一边倒着走，一边插秧苗，插完一排，我们累得几乎直不起腰来。有时蚂蟥叮在小腿上，我们鼓足勇气，用手将其抓下，被蚂蟥咬过的皮肤留下一道通红的血口。我们没有害怕，反而变得更加坚强。“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夏收割麦时，头上有烈日烤晒、地上有热风蒸腾，我们头戴草帽，弯下身子，左手揽抓一把麦秆，右手拿镰刀放在麦子的根部，镰刀的刀头向身体的左前方使劲一割，一把麦子割下来了。许多同学手指割破了，小腿割伤了、鲜红的血液洒在了青黄色的麦秆上，但是没有人哭泣，没有人退场。我们的口号是：“麦田就是战场，轻伤不下火线。”
到当地农村去，与农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给我们心灵的震撼是巨大的。当我们在老乡家第一次端起残破的土瓷碗，喝下第一口浑浊的井水，夹起第一块地瓜干，第一次睡在老乡家铺着稻草的泥地上时，我们在心灵上达到了一次净化和升华，我们真真切切地明白了什么叫家徒四壁，什么叫一穷二白。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奋发图强，为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而努力。
除了学农（三同），学工、学军也是我们的必修课。我们去过蚌埠拖拉机厂，下过几百米深的淮南煤矿，当过合肥至上海的列车乘务员，扛过上海港货运码头的沉重大包，见过工人师傅不畏艰辛，一丝不苟的工作。在蚌埠空军基地学军时，教官对我们严格训练，不厌其烦地纠正每一个动作。练队列、练刺杀、练投弹、练瞄准。学军结束前，全体师生参加了一次步枪实弹射击打靶，取得了优异成绩。部分学生干部还得到了一次使用五四式手枪实弹射击的体验。
外语培训班开设英语、德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日语、阿拉伯语共七个专业语种。七个语种的教材是上外普通班（工农兵学员）使用的零起点的教材，蓝封皮，黄纸芯，由上海外国语学院编写并油印成册。
任课教师都是上外来此劳动锻炼的资深老师。四年多来，我们有幸在干校认识了那么多优秀教师：胡孟浩、倪波、王义琏、吴堉、瞿璋、金宗美、杨希铖、杨雷英、李越常，以及戴炜栋、杨小石、邱懋如、朱威烈、徐瑞华等等。老师们在干校的生活也是十分紧张和辛苦的。他们不仅是备课、上课、辅导，还要和我们一起参加生产劳动。同时，他们还需结合学工、学农、学军和干校生活实际，编写一些补充教材，并且自己打印、自己装订，分发给每位同学。老师教会我们唱俄语字母歌，记诵俄语名词格的用法和意义的小口诀，学唱苏联革命歌曲以达到唱歌学俄语的目的，使我们的教学活动更加生趣盎然。
我们每个班级配有一台硕大的上海广播器材厂生产的台式录音机，它是我们唯一的外语电化教学设备，也是最受欢迎的外语学习工具。每天，大家跟着录音反复模仿标准的语音语调。这部机器从早到晚从来没有空闲过，甚至出现磁带使用过度磨损断裂的现象。
在这样简陋艰苦的学习条件下，我们获得了外语听说读写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在和老外交谈的时候，他们经常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们的外语是哪里学的？怎么会有如此标准的语音语调？瞬间我们便会想起那台老式录音机和老师的精心指导。从我们同学中走出了联合国同传口译专家、专业外语灌音专家、高级外语口译教授等。
干校十分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宣传工作。除了学外语，我们还要学政治、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聆听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大学汉语、国际概况、红学研究等讲座。各连队还准备了一块崭新的大黑板，由团干部组织同学办黑板报，报道各班劳动生产、政治学习、外语学习和好人好事等。我们组建了来自各连队的通讯员队伍，定期召开通讯员工作会议，结合干校整体工作，布置宣传报道工作重点。在“三同”学农期间，我们还组织几位同学在营部隔壁的仓库内刻写蜡纸，使用手推油印机，印刷出版“学农战报”，及时报道各连队的“三同”动态。
干校经常举办文艺晚会。记得在干校度过的第一个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晚会上，压轴节目是大合唱《国际歌》，七个语种的师生代表一起上台，用七种外语高唱《国际歌》。最后一段副歌由台上台下全体师生用中文一起合唱：“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文艺小分队经常在外演出。曾经下乡，也曾到过上海交大干校，还代表上外参加在上海交大大礼堂举行的“上海市大学生文艺汇演”，其中由学生自编、自导、自演的大型歌舞节目《歌唱祖国》还获得了优秀节目奖。
干校的体育活动也十分丰富。班与班、连与连之间经常有篮球赛、足球对抗赛、排球友谊赛、乒乓团体赛。幸福塘、三号塘成了我们天然的游泳池。游泳队的同学在这里练习武装泅渡和各种泳姿的训练。在上海市高校的游泳比赛中，阿语班一届的一位男同学获得了上海市高校游泳健将的称号。我们还经常开展登山运动。穿越山村，走进山谷，努力往上攀登，披荆斩棘，终于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凤阳山顶。登山运动不仅锻炼了我们的体魄，而且还培养了我们野外生存的能力。
1977年2月，经过四年多的学习和锻炼，我们第一届学员毕业。1977年下半年中国恢复高考制度，中学生可以直接上大学了。第二、第三届外语培训班学员先后返回上海、继续外语学业。1978年上半年，第三届学员提前毕业。至此，干校外语培训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外语培训班的干校生活，给我们留下了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它使我们真正了解了中国的国情，激励我们为祖国富强而不懈努力。在这个集体中，我们人人都能严格自律，有理想，有信仰，有追求，比学赶帮超蔚然成风，个个争做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改变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状况，培养了自力更生，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为走向社会报效国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