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校庆70周年的日子里，我不禁想起我住了22年之久的95弄里的那些人和那些事。
我家于1958年搬至东体育会支路95弄，时至今日，搬离这条弄堂将近40年了，在其它地方也居住了不短的时间，可是如果夜里做梦，时常会觉得睡在4号的老房子里，真的好奇怪，脑海里忘不了的只有95弄！
95弄里有1号到9号，85%以上的居民是“外语里厢额宁（人）”（当时模范村居民都是这样称呼在上外工作的人）及家属。1号—7号是面对面的两幢三层楼房，厨房卫生间至少是由两户人家合用；8号是伫立在弄堂口的二层小楼房，俨然像座小岗楼。9号是学校自己盖的独立成套的家属楼。
如今想起来，我家所住的4号底楼的二居室，可能在整个上海滩也找不到像这样的：南北两间房间中间相连，两间房间都缺一只角，过去曾经是取暖的壁炉。四面八方不是门就是窗，光说门的话，我家除了北面没有门，东、南、西面都有门，而且朝南的是由一排4扇木制结构组成的玻璃长窗，门开出去就是三级石头台阶，即弄堂了。我家曾经遇到过深更半夜突然有人敲门的怪事，当时只有年幼的弟妹两人在家，把他俩吓得不知如何是好。
在我们弄堂里，除了我父亲以外，还有6位也是学校的第一期学员，他们是王燕浪、郭倩、朱纯、戚雨村、麦毅强，浦允南；二期学员：陈青、宋子春。9号里曾经住过：金昔明葛因夫妇、周一光、韩坤李为冰夫妇、麦毅强、吴乃敦刘良芳夫妇、戚雨村、狄兆俊丁贵珠夫妇、周文慈、潘绪年（曾经当过志愿军翻译）、刘玉麟徐亚男夫妇等。
我们小时候都是在附近的东体育会路小学读书，我和王燕浪儿子、陈青儿子、潘绪年女儿是同班同学，不知何故，戚雨村女儿没分在我们（1）班。
我父母称呼吴乃敦为“阿敦”，而我小时候一直叫他“矮凳叔叔”，因为听起来上海话里的“阿敦”与“矮凳”发音是一样的，长大了才知道自己叫错了。在这里，还得提一笔：妈妈离休后不久便身患重病，当时担任工会主席的阿敦叔叔，给予妈妈很大的帮助。
文革期间，受到冲击的人员的住房来了一个“大调动”：原来是两大一小的房间被压缩至一大间加一阁楼；居住在9号里的几户居民得从独立套间中让出一间，其中会画老虎的汉语教师狄兆俊一家干脆被搬离了。我家也遭遇了：一天，住在1号里的陈姓父子俩携带皮卷尺在我家拉开皮尺丈量房间，不知道是因为房间的门窗实在太多，还是动了恻隐之心，他们测量后就没有下文了，使我家躲过了这一劫。
在这几年里，9号陆陆续续搬进了六对夫妇（他们是陈爱宝、王益康李瑞华夫妇、朱圣鹏王小英夫妇、洪丽华、孙龙官、虞泉银），他们就入住了被让出的一间，或者是两对夫妇合住一个套间。在他们中间，我意外地发现了我仰慕已久的一位大姐姐：漂亮的脸庞上有一对似外国人的多褶皱双眼皮下的大眼睛，微带黄色的头发，梳着两根齐肩长的辫子，然后是用天蓝色绒线扎的有点卷曲的辫梢，我在学校里看见她总是在当外国人的陪同翻译。十多年后我得知她是李瑞华老师。八十年代，这里还住过穆国豪张宝珠夫妇，张老师的童年是在美国度过的，她的英语发音特别标准，曾经录制过中学生英语教学磁带，并在谢晋导演的《最后的贵族》电影中为潘虹饰演的李彤作英语配音（我有幸在现场）。
1970年妈妈被分配到化纤五厂去“战高温”，同去的还有陈爱宝、丁贵珠、柳震。他们就和厂里的工人一样，做“三班倒”。当时陈爱宝已经有了女儿文文，妈妈就像贴心的大姐姐那样照顾陈爱宝母女，陈也经常到我家来串门，记得一次妈妈还摆了一桌圆台面，招待陈夫妇（我顺便也请了一位发小）。他们这“高温”一战，就是七年，直到1977年才返回学校
我们弄堂里最风光就数陈青家了。抗美援朝结束后陈青转行到了外贸系统工作，并且常驻香港。早在70年代，他家就拥有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了，真让弄堂里的小伙伴们羡慕不已。而留在我耳畔的却是陈青爱人缪洁君阿姨呼唤其大儿子“＇老虎＇契（吃）饭咯—！”，几乎整条弄堂都能听到她的声音。
我们居住在含有“体育”两字的路上，弄堂里还真出了两位世界体坛上的人物呢！3号里总务处周恒淦的儿子周明（小妹的同班同学），是国家游泳队副总教练，他曾经培养过庄泳、杨文意、乐静宜、沈坚强、蒋丞稷等不少游泳名将，其中庄泳、杨文意分别夺得了世界冠亚军；而陈爱宝第三个孩子叶冲，真的像其名字一样，冲出了中国，冲出了亚洲，成了世界花剑冠军。
如今，第一、二期健在的学员所剩无几，六、七十年代搬进9号的小青年也都搬离且已退休。95弄早在20年前就被拆迁，荡然无存了，但是它却深深地留在在我的记忆中不肯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