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外国语》是我国外语教育界办刊历史最悠久、影响力最强的学术期刊之一。首先，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这份期刊的创刊背景及办刊风格。
束定芳：《外国语》创刊于1978年。当时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外语专业人才培养、外语研究也急需高层次的学术引领。因此，创刊初期，《外国语》编辑部主任李良佑、副主任刘犁等编辑部人员南下北上，约请外语界权威专家，包括季羡林、许国璋、王宗炎，以及本校知名学者方重等撰写文章，为外语专业学科建设、中小学外语课程开设、外语教学研究、外国语言和文学研究等提出了许多非常重要的建议和意见，对当时外语学术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形成了特有的“兼容并蓄”“开风气之先”的“海派”风格。《外国语》的历任主编和编辑们也一直以“海纳百川、追求卓越”的办刊思路推进刊物的发展。因此，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得以迅速在《外国语》上得到反映。国内各类高校，不同语种，不同年龄或资历的学者的文章，只要言之有理，有利于外语研究和外语教学，《外国语》都予以接纳和鼓励。
一直以来，语言学界许多学者之间流传着一句话：要了解国外最新的语言学研究动态，必看《外国语》。此外，《外国语》是外语界最早作为双月刊的学报之一，刊登文章的数量要比其他刊物多，影响非常大。上世纪80年代，季羡林先生表示，《外国语》与北外《外语教学与研究》和广外的《现代外语》三家刊物一起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
记者：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担任《外国语》主编的？您任主编以来，对该刊的发展提出了怎样的目标？最近几年来，《外国语》在栏目设置上有哪些主要变化？为什么？
束定芳：我从2004年开始担任《外国语》主编。在过去的近20年中，我觉得《外国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朝着“国际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外国语》的宗旨是成为中外学者、外语和汉语学者以及权威学者与青年学者之间的“桥梁”。2005年，我与英国剑桥大学和布莱顿大学的两位学者一起组织的“第三届国际对比语义学和语用学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会议邀请到的主旨发言者包括英国著名学者Geoffrey Leech、德国著名学者Hans Kamp等，参会者来自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学界誉为一次高规格的、“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国际学术会议。会后，大部分主旨发言者的发言稿经过作者修改后发表在《外国语》上，反映了当时语义学和语用学研究的最新动态，在国际和国内语言学界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此后，《外国语》还在学校和国内外学者的支持下，邀请了知名哲学家John Searle，认知语言学家Ronald Langacker、George Lakoff等来上外举办讲座。他们的演讲后来都发表在《外国语》上，这些活动和发表的论文大大提升了《外国语》和上海外国语大学在海内外语言学界的学术影响力。
此外，《外国语》编辑部在2001年举办了“首届全国认知语言学研讨会”，汇集了全国最早引进和研究认知语言学的学者，此后编辑部一直积极参与组织认知语言学在国内的一系列重要学术会议，参与成立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对推动认知语言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并走向世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特别是本世纪初的10年里，《外国语》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最为活跃的学术机构，不但组织和参与组织了大量国际和国内高端学术会议，而且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来上外举行学术讲座，为青年教师和研究生提供了最前沿的学术信息，让他们接触到了相关领域最有影响的学者，对开拓他们的学术视野、提升他们的学术素养、帮助他们“立起来”“走出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举一个最近的例子，仅在2020年一年中，上半年尽管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外国语》编辑部仍然以各种方式与有关高校共同组织或独立举办了7次全国性学术研讨会或论坛。
2012年，《外国语》入选首批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学术刊物。此后，在国内外学者的支持下，刊物在加强和保持传统特色栏目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外语教学改革，支持西部高校外语学科发展，还在“翻译研究”“话语分析”等方面做了积极的推动和引领。
记者：您攻读硕士期间就在《外国语》、《外语教学》等期刊上发表了5篇论文，这对于现在的硕士生甚至博士生都是很难做到的。您觉得您能做到的原因是什么？请从当时的学术环境和您的主观努力两方面谈一谈。
束定芳：我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戚雨村教授的指导下攻读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硕士学位。当时，上外的这个学科无论是在培养目标和要求方面，还是在课程设置和专业训练方面，在全国均处于领先地位。三年期间，我们接受了语言学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方面比较全面的训练，也对国内外语言学不同流派的发展和最新趋势有所了解，如语用学、国内的汉语语法研究等。当时的几位同学基本功都非常好，大家课余饭后经常聚在一起讨论语言学问题，比如对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内容和观点的理解等。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撰写硕士论文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我硕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委婉语，用西方的语言学描写方法对现代汉语委婉语的种类、构成手段、使用特点等进行了描写。最重要的是，我还应用刚学到的语用学中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来解释委婉语产生的社会原因，还在此基础上提出，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心理原则在起作用，即所谓的“自我保护原则”，并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理论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等来证明这样一种心理原则存在的可能性等等。
总之，当时一个朴素的想法就是尽量学习和运用已有的理论来描述和解释一些语言使用现象。由于在这之前尚未有人做过这样的研究，因此论文的主要内容得到了一些刊物的认可，得以在《外国语》和《汉语学习》上发表。这对当时的我当然是很大的鼓舞。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当时的研究肯定是不成熟的，但也反映了我们当年的学术追求，反映了语言学研究近30多年来长足的发展。
记者：作为一名期刊主编和学者，您具有丰富的审稿经验和论文发表经验。您能否给我国的中青年学者提一些学术研究和论文发表方面（如选题、写作等）的建议？
束定芳：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现在的中青年学者学习和研究语言学理论的环境和条件要比30多年前，甚至十几年前不知好了多少倍。一是国内整体的语言研究水平，二是相关课程的质量，三是国内国际交流的便利程度，四是图书资源的丰富，与30多年前的情况简直有天壤之别。但是，毫无疑问，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是当年难以想象的。
我想，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积累和创新。就积累而言，一方面是个人知识储备和研究能力的积累，另一方面是研究经验和学术交流范围的扩大。学术创新，一是你要充分了解某一研究领域或课题的研究历史，前人已经解决了什么问题，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二是如果你要解决这些或其中某一个问题，是否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比如，是否可以挖掘新的数据或语料，是否有新的角度或运用新的方法；与已有解决方案相比，你的研究是否达到了本领域公认的创新标准等等。要做到这些，需要青年学者有创新的意识，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能耐得住寂寞。现在有些青年老师不大愿意参加学术交流，自己的初稿不经过打磨，希望能够“运气好”，一炮打响，是不大现实的。
关于选题，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最重要的是研究的问题真实存在，值得解决。现在我们看到一些年轻学者热衷跟风，希望走捷径，但求发表，不管后续。这样的态度我觉得不可取。语言研究属于人文社科领域，创新不易，突破更难，需要做好基础研究，关注基本理论问题。如果我们关注身边日常语言的使用、语言教学（包括外语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就可以发现很多有价值的选题，真正存在的问题，值得去深入研究的问题。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但瓶颈依旧是语言意义的理解。不能解决语言理解的基本理论问题，人工智能的突破是非常困难的。从语言理论应用中，包括语言教学中，发现问题也是很好的选题途径。
记者：您曾经提到，近20年来，《外国语》发表的英文论文，特别是国际认知语言学领域重要人物的稿子，是国内所有语言学刊物中最多的。您觉得国内期刊发表英文论文的主要意义是什么？
束定芳：我们刊物主要的读者群是外语教师，特别是英语教师和研究生，所以，英语论文的接受度不是个问题。国内汉语界的中青年学者阅读英文学术论文的能力也在不断提升。《外国语》最早刊登英语论文，主要是考虑到时效性。当时国内很多学校还没有条件订阅国外原版的英文刊物。我们直接刊登英文论文，能够让国内学者第一时间接触到相关领域重要专家的代表性或综述性论文，了解国外语言学发展的最新动向和发展趋势；现在我们还继续发表英文论文，一方面也是考虑到时效性，另一方面是继续增加《外国语》在国际学术界的显示度。境外有不少大学图书馆订了我们的刊物，全中文的论文国外学者不一定看，但是英文的他们就会去关注。
记者：作为全国高校外语学刊研究会秘书长，您认为期刊界应如何服务“双一流”建设？
束定芳：国内外语类刊物一共有50多种，CSSCI或其他的核心期刊只有十余种。就目前刊物的容量与外语教师和学者发表的需求看，其数量是远远不够的。外语教师面临着发表论文难的困境。近年来，外语界各家刊物都在服务外语学科发展和“双一流”建设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除了举办或参与举办各种论坛、学术会议，为学者们学术交流搭建平台外，各家刊物还根据外语界学术研究发展的特点，开辟了许多新的专栏或论坛，推出了许多有重要影响的论文。尤其是近年来，许多期刊配合国家的有关政策和要求、“双一流”建设的要求以及新课标的推出等，组织和约请知名专家撰写文章，发挥了学术期刊积极的学术引领和导向作用。
不过，正如我们学刊研究会每年的年会上一直讨论但一直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学术刊物还不够专业化，发表的研究论文总体水平还有待提升。许多刊物现在受制于学校办刊物的体制和刊物的办刊传统，没有形成固定的专业领域。例如，不少外语界的刊物作为所在学校的学报，发文范围受到本校专业设置的影响，有的刊物几乎成了“杂志”，涉及语言学、教学、翻译、文学、国别研究，甚至与语言没有任何关系的学科、领域。这样的话，刊物的专业性就受到了影响，读者群不固定，办刊目标不清晰，很难发展成国际化的专业性刊物；还有一个问题是，由于国内许多高校的学术评价体制中的权重更偏向国外的刊物，一些学者的重要研究成果更愿意到国外的刊物上去发表。这个当然对中国学者和学术研究的国际化有积极的作用，但也有意想不到的负面影响：一是这些成果国内读者不大关注，不能用来解决国内的相关问题；二是部分学者为了迎合国外刊物或读者的偏好，不能准确反映相关问题的真实面貌，或提出针对这些问题的真正解决方案。
外语类的刊物要真正为外语学科建设服务，为“双一流”或者为外语人才培养、区域国别研究，进而为中国走出去服务，一方面可以积极搭建平台，推动相关领域的研究，及时反映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发挥知名专家学者以及学术团体的引领作用，组织专栏文章，在推动基础研究的同时，针对外语学科发展、外语人才培养或专业领域研究的前沿问题、瓶颈问题进行聚焦或组织攻关研究，对外语教育教学实践提供更好的理论引导或支撑。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刊物可以倡导和培育一种学术讨论甚至争鸣的风气。现在刊物上不大见到学术批评的文章，有的刊物甚至对此避之不及，这不利于学术的发展。“真理越辨越明”。如果观点和研究结论确实有问题的文章不允许商榷，不能通过某种方式指出来，这不但会误导读者，也对中国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当然，这不仅仅是刊物的问题，也不仅仅是外语学术界的问题，恐怕是整个中国学术界的问题，需要大家一起来培育一种健康的氛围和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