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外学者沈悦文章《从软实力到“暖实力”： 中国国际传播理念创新的话语、维度与愿景》被选入《新华文摘》2023年第13期，全文如下：
[摘 要]国际传播理论与生俱来的文化帝国主义烙印在当前全球传播生态变迁和波谲云诡的国际局势中逐渐式微。由于缺少共情话语与观念生产的能力，加之“中国威胁”话语建构日趋复杂，我国国际传播策略与效果层面的短板尚未克服。“暖实力”的提出，有利于探寻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和符号体系的方法，打造既本土化又彰显中国善意的共通话语、符号和叙事范式，亦是在全球传播语境中建构中国标识性话语的新探索。全球信息传播所遭遇的传播折扣因素、“暖实力”的价值升维要素、“暖实力”编码/解码、中国形象建构以及国际话语权提升的宏观技术路线，构成了中国“暖实力”的国际传播框架。以战略传播理念构筑“暖实力”国际传播内核、以新技术赋能“暖实力”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以中国善意聚合“暖实力”国际传播内在动力、以“对话人格”形塑“暖实力”国际传播行动框架，有望成为中国“暖实力”国际传播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暖实力；软实力；国际传播；共情传播；跨文化传播；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以下称“报告”）中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报告围绕传播理念、传播内容、传播格局、传播体系四个维度指明了未来国际传播工作的前进方向。在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纵深发展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影响之下，国家间关系的不确定性加剧，致使世界范围内的危机与风险传播比例递增以及信任与共情传播机制匮乏，加之复杂的全球传播格局和价值多元的现实境况，形塑了文化形态多样、价值矛盾冲突凸显的“全球风险社会”。为应对全球传播生态的非理性嬗变，推动国家话语从“软实力”转向以共情传播为特征的“暖实力”逐渐成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的新方向。
一、理论回眸：中国国际传播的现实境遇
对于贯穿利益、边界、秩序的国际传播而言，中国国际传播在全民抗疫、经济复苏、民生稳定、人权维护等议题上尚未与世界形成建设性对话，导致部分西方国家媒体加以扭曲与打压，这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结构性困境，同时也为未来中国国际传播的发展方向确定了集成性、组织性、系统性的战略布局与行动框架。
（一）全球“西强我弱”的传播逆差依旧存在
从世界范围而言，随着美国主导的全球极右翼话语霸权复兴，中美冲突的加剧以及“中国威胁论”等负面报道框架的潜在影响，部分国家民众长期浸润于本国各类媒体所营造的“拟态环境”之中。福特纳（Fortner）所定义的“国际传播”指出了其超越国界、政治宣传属性且被少数大国所主导的特点。这一趋势突出表现在美国白宫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2018）中，报告指出，美国将中国及俄罗斯界定为其主要“对手”，并对华采取全面遏制战略。由于西方话语霸权对我国外宣媒体以及涉外文化机构长期持有零和博弈的刻板框架，中国的部分媒体和企业在涉外业务上连遭不公待遇，华为、TikTok等跨国企业的频繁受挫皆反映了当前全球国家间话语权力的失衡。少数西方国家在赋予其自身传播权力合法性的同时，亦助长了民族主义与孤立主义，不断削弱和模糊其他国家的所属角色，束缚了国际传播原本所持有的理论想象力。如何持续、有效地向世界传递中国及中国形象的善意，推动海外受众认识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从宏观层面回应部分国家对中国的误解与偏见，是当前国际传播面临和亟需解决的问题。
（二）当前国际传播研究的逻辑困境
默多克曾坦言：那些掌握传播入口的人，最终也将掌控世界的闸门。近年来，信息传播技术和社交媒体平台的迭代升级，助推中国国际传播理论与实践持续深入。从理论层面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方案”“一国一策”“精准传播”等依托于习近平总书记2021年“5·31”讲话的理念对策，成为了重要的传播战略指引。我国国际话语体系建设则依托上述理念，全面拓宽渠道传播中国声音，并与西方政客、智库争夺国际话语权。衡量一国国际传播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便是国家话语的叙事设计。由于中国与外部世界体系的话语模式迥异，缺乏有效的策略性叙事（Strategic Narratives），抑制了国际传播亲和力和实效性的外显。因此，尽管我国不乏中国故事的叙事文本，但我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囿于叙事思维相对薄弱、国家话语形态较为单一等结构性因素，加之缺少共情话语与观念生产的能力，导致话语误读、对抗性解码等传播策略与效果层面的短板产生，从而难以提高国际传播的说服力和话语感召力。
以实践层面观之，在主流媒体话语外部影响力受限的现实背景下，以李子柒、办公室小野为代表的素人网红，为立体化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新路径提供积极借鉴。但值得注意的是，国际传播的对象、形式与路径具有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国际传播实践如果不加以研判则容易陷入“以一概全”的逻辑陷阱，其具体体现在：以个案的传播效果界定何为“中国故事”整体的话语表征，并以此代表中国国际传播实践谱系的典型案例。上述实践方面的误区导致国际传播实践很难形成系统的范式指引，并引发部分随机性或现象级案例的模仿与复制，难以通过归纳的方式建构系统、全面的国际传播议题框架。
（三）“中国威胁”话语建构日趋复杂
《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奠定了民族国家建构基础，而随着大众媒介的勃兴，国族意识、民族主义的兴起，形成了国家间“想象的共同体”。作为世界范围少有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主流媒体长期承受西方社会的各类偏见，“洗脑手段”“宣传机器”“笼中鸟”等负面话语不绝于耳。由于西方媒体长期炮制各类“中国威胁”话语，特别是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中美冲突加剧且国际公共舆论被各国主流媒体所把持，每一波“中国威胁”话语在其话语表征与指涉对象上都会发生形态或程度的转移，这也是我国国际传播与对外话语体系常常被动“挨骂”的原因之一。其一，近年来的“中国威胁论”对华敌意愈加明显。有研究认为，过去美国的对华态度是“战略失误”，美国面临着中国重塑世界格局的被动局面，应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其二，“中国威胁”议题的范围更加广泛。一方面，不仅涵盖经济、政治、军事等常规领域，而且蔓延至社会生活、国际交往的方方面面，“网络威胁”“科技威胁”“太空威胁”“北极威胁”“一带一路威胁”“意识形态威胁”“中国制造威胁”等几乎已经无所不包；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威胁”的话语陷阱亦层出不穷。例如，“锐实力”（Sharp Power）“新极权主义”（New Totalitarianism）“修正主义国家”（Revisionist Power）“野心勃勃的干涉主义”（Ambitious Interventionism），可见，对于中国所谓的“威胁”污名，已经蔓延到了除中国之外的整个世界体系。其三，对未来行动的实践指向意味增强。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话语已经不限于美国本土，而是成为多数西方国家制定本国国际规划的重要依据。例如，美国大搞疫情“政治化”、中国周边邻国动作频频、多国对台湾及南海问题频繁干涉、欧盟借“中国威胁论”强化对华战略力度等。中国在国家叙事言说层面遭遇一定阻碍，海外受众似乎较难听到积极、正面、富有善意的中国声音。
二、概念廓清：软实力到“暖实力”的考量
习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以往，软实力成为国家实力以及国家竞争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因素之一。时至今日，中国需要深入挖掘软实力主体作用的外延潜能，将其原本“展形象”的传播逻辑转化为增强国际传播共情效能的“暖实力”。通过基于“暖实力”为核心的跨文化共情，赋能全球传播链路中情感共同体的建构。
（一）作为软实力的再深化
1990年，冷战结束宣告着美国在世界范围内霸主地位的确立，约瑟夫·奈在此背景下结合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比较分析，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并对软实力的特征、意义与价值做了详细探讨。奈指出：首先，软实力是在不通过强制性力量、经济制衡或物资引诱而实现意识形态输出且不等同于国家影响力，而是在劝服与以德服人的作用外，更强调吸引的能力，主要包括：文化、价值观和道德感召；一国的软实力主要来源于其文化、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以及信息权力。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大国尽管拥有令人生畏的统摄力，然而世界政治与经济的变局削弱了其控制全球的能力，因此软实力的竞争将更加激烈。软实力概念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的定义逐渐成熟与丰富，而之后“巧实力”的提出，支持了其对于软实力若需发挥实效，应将“巧实力”与硬实力相结合的智慧战略模式。从中国语境来看，有学者将文化、观念、发展模式、国际制度、国家形象作为中国软实力的核心要素；也有学者认为，当前的软实力范畴主要以对立与包容的文化竞争为基调。
随着软实力概念的逐步深化，对于共情等情感元素的考量成为当前研究的新视点。达雅·屠苏认为，软实力的升维是国家话语权力的进一步延展，而中国正凭借自身的战略与优势逐步拉进与美国的差距；程曼丽指出，文化软实力归根到底是跨文化沟通的能力；彭凯平则从传播心理学的视角出发，将“暖实力”定义为软实力的升维，他认为：“暖实力”是让人感动、感染、感到召唤的升华力和暖心的能力，也是后疫情时代新的学术概念和研究议题。
（二）作为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创新对外话语体系”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外宣观”的主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暖实力”的提出呼应了上述号召，例如：陈先红认为“暖实力”是蕴含同胞情谊、集体行动、道德伦理的共同体叙事，也是基于事实的“巧传播”手段；左军占认为国家叙事的“暖实力”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中国和平崛起的新话语表征。通过“暖实力”的立体化传播，有利于赢得民心和国际话语权；王善平认为，“暖实力”是继软实力之后，中国应对西方国家话语霸权的新思维，亦是中国应对美国“巧实力”的策略之一。从国际传播领域来看，于运全提出应将中国故事里的暖心叙事作为后疫情时代对外传播的探索方向，并将文化共情与交流友好性作为信息传播的“善意核心”，试图为中国故事文本资源提供有温度、有高度、有深度的人性化视角；高金萍在此基础上，将以“暖实力”为代表的共情修辞提升国家叙事的理论渊源与发生机制进行了梳理，并对其创新中国故事语态、塑造多样性的场景链条等维度进行了探讨。
综上，在我国外宣体系遭到部分西方国家空前打压的影响下，“暖实力”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融化隔阂、扩大交流、增进合作、互利共赢的共通话语/符码，也是国家间尊重、理解、支持、合作的“巧策略”，带有暖人心、易共鸣、促理解的共情体验，亦是能使认知对象国受众理解中国价值观和核心主张的“巧传播”方式。
（三）作为国际传播的新元素
本研究以国际信息传播中“暖元素”的挖掘为契机，探寻突破西方话语霸权和符号体系的方法，打造一套既本土化又彰显中国善意的共通话语、符号和叙事范式，亦是在全球传播语境中建构中国标识性话语主体性的新探索。
其一，“暖实力”是基于“爱的元叙事”的国家话语和实践话语，并区别于上文提及的“硬实力”“软实力”“锐实力”等学术概念。“暖实力”的提出是历史发展到特定时期，对软实力概念恰到好处的话语升级，其话语核心及本质与上述三者在理论来源、价值诉求、实践取向等均不尽相同。软、硬实力的较量主要囊括由美国的冷战思维所引导的政治、文化、意识形态、对外政策、媒体规制等多领域的角逐和博弈。“暖实力”则强调“将心比心、仁者爱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共克时艰、同舟共济”等包含“爱”的舆论粒子的国家对外话语，在软实力的基础上更注重道义感召力和文化吸引力。
其二，“暖实力”注重信息传播过程中共情元素的提炼与升华。在信息传播、交换过程中，引发情感共鸣是快速拉近传播主体与受众/用户心理距离的“捷径”。共情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能力，传播学对共情概念的扩展应该有自己的贡献。国际传播的共情效果是由信息传播的“在地化”表达与输出话语/修辞的“同感、共感、共鸣”二者合力，来实现情绪、情感有机渗入的跨文化信息接收与认同的动态过程。进而言之，“暖实力”在国际传播中的共情机制则是在海外受众接收他国信息时，主体自身因信息中的文字、符号、声音、影像等多模态元素而产生的情绪及情感的共鸣效应，继而调动自身的世界观与价值观、生活经验、认知基模（Schema）等综合感知，在情感、态度、行动层面产生相同或相似的情感或情绪共振，最终形成认同圈层与情感共同体。
其三，“暖实力”是中国话语以及中国形象国际影响力提升的新视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动国际传播的守正创新，积极配合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有效开展国际舆论引导与舆论斗争工作。“暖实力”以建立双向平衡的传播体系，实现国际传播的民心相通为归宿。中国国际传播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中，应改变只重“讲述”而不重“讲好”的软肋。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其中，讲情感就是“暖实力”所要发挥的效能所在，亦是消除个体差异、实现跨文化有效传播的情感支撑。“暖实力”作为传播符码，激发认知对象国受众的“同理心”“认同感”以及“共同意义空间”，以“暖”为情感机理的国家话语填补过去因文化高低语境差而产生的认知沟壑，形塑国际传播的共享价值认同，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彰显中国故事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三、超越秩序：中国国际传播的“暖实力”转向
当前的国际传播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以功能逻辑为内核，秉持系统思维与传播效果导向相结合的实用主义范式，其传播逻辑演绎的链条是闭合的。以“暖实力”为代表的共情因子融入，有利于改善过去“板着脸”“不放松”的形象以及“传而不通，通而不受”的传播窘境，进而为跨国信息传播实现意义共创与情感共鸣搭建媒介情境。
（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引的时代要求
“暖实力”话语本身并非是语言问题抑或是说服问题，而是在国际传播主体性探询过程中，明确其价值取向的知识生产问题。“暖实力”通过“传—受”双方共通的具象化或非具象化符码/信息，在信息传播中较易被识别，以提升受众的积极情绪，其将政治说教元素最小化，增加共同情感的“暖元素”。作为兼具对内对外双重属性的“暖实力”而言，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爱国主义教育、全球治理中国方案、国家形象建构相关联。“暖实力”作为国际传播的新元素，可以减少国际社会的对立与博弈，促进中国正能量的跨文化传播，助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认同。
百年大变局的扑朔迷离，让世界民众深感国家间关系的唇齿相依与建构超越地缘政治对话的必要性。“暖实力”作为共同体叙事，在带有人本主义精神内核的同时，亦具备有关文化、修辞、身份、认同的多维元素。作为共同利益、共同理念、共同情感为基调的国际话语，情感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传播与接受中的作用是过去较少被谈及的领域，“暖实力”则是依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内涵，激发认知对象国受众发掘共通情感与互惠性理解，推动国家话语与海外民众在多元价值观中探寻情感交叉点。“暖实力”作为共情的牵引使海外受众在产生同向情感的基础上，以情感载体的方式，引入全人类共同关注的相关议题。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国家间的尊重、理解、支持与合作，通过带有“暖心叙事”的共情修辞，更需关注受传者情感能量的变化，以此对政策接受、文化关系、国家行为等产生影响。“暖实力”在国家间敌对情绪日益高涨的时期，对中国国家形象起到呈现、衔接、共鸣的情感铺垫，既包括了沿袭过去国际传播维护本国利益的职能，又在极易发生传播效果波动的情感层面探寻中国国际传播的利益诉求与更加理论化、具体化、系统化的情感共同体搭建。
（二）以复杂国际关系格局为背景的现实需求
当今国际社会中，由西方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治理规则成为全球治理的观念引领，其强调争权扩张的政治思维与强调共利共赢的全球治理理念相悖，致使
原本跨文化、跨种族、跨国界、跨意识形态的全球治理协作依旧难以实现，全球治理赤字的缺口难以填补。在全球治理体系尝试变革的过程中，中国对外话语创新性相对匮乏的现实，在美国咄咄逼人的态势下更应转变过去传统的说服性修辞。
“暖实力”则是以理性把握外部世界格局为前提，通过感性的话语机理回应当下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治理模式“半失灵”所带来的国家间风险博弈，并在国家间共情传播中寻找中国故事“增长点”。当面向“不确定性”的风险治理成为全球共同议题，“暖实力”作为能引起共鸣、共情的叙事话语，借助“对话人格”的形塑弥补全球公民在情感层面对世界性问题的不安，以形成临时的“意义共同体”。由此，“暖实力”赋能下的国际传播议题设置和话语生产不应孤立地建构信息要素，而是要通过基于情感互动的共享意义（Shared Meaning）话语建构增进动态、有效的跨文化互动。因此，在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的言说过程中，亟需消除片面性和独白性，既通过中国经验的贡献对话全球治理，亦以平民化的个体叙事来完成“暖实力”话语作为情感沟通的叙事载体，唤起海外受众对于相关议题切身具象的情感联结。自开展外宣工作至今，政治议题始终作为中国对外传播中难以抹去的底色，而“暖实力”的情感注入有望形成政治动因与情感沟通的话语平衡，将改善国际传播话语控制力上升但话语认同度降低的传播现状，同时也将成为塑造可爱中国形象的理念期许和实践期待。
（三）以提升国家形象为旨归的内在诉求
“暖实力”并非一种替代性、挑战性、否定性的理论主张，而是对中国形象的正向度传播具有建设性、对话性、启发性的作用。面对复杂的舆论环境，提升中国国际传播的亲和力和实效性是关键所在。习总书记的“5·31”讲话中明确强调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目标，为新时代中国形象塑造指明了方向。“共同体”本身是依据情感和记忆等自然意志而形成的有机整体，在这其中，情感成为主体间得以维系的核心要素，国家形象的全球能见度本身包含着跨越国界的情感成分。“暖实力”同时影响了国际传播的深度与广度，并与国家形象建构相互勾连、互相影响。一方面，“暖实力”拓宽了国家形象研究的情感路径，缓解个体认知与行为差异，为打破东方主义掣肘和西方中心主义排斥提供多层面支持；在另一方面，国家形象的建构为“暖实力”的行动逻辑提供思想参照，也为海外受众理解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供可感范式与形象资源。
但需指出的是，中国形象的“暖实力”传播首先是一个动态生成过程而非静态化表述。由于国家间关系是由广泛的、相互联系的、多层次的异质话语构成，且国际受众受制于差异化的观念、信仰与知识体系，拥有迥异的群体边际。因此，动态化的、富有成效的持续对话逻辑是赋予“暖实力”话语意义所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其次，“暖实力”在建构全球同心、情感共鸣的愿景下须统筹基于事实的历史叙事和基于身份建构的“复调”叙事。一方面，通过对中国现实的理性客观的讲述，从主流媒体、跨国企业、个体视角等以更为生动的情感传递阐释清楚中国特色和中国主张；另一方面，鼓励具有“复调共识”的话语体系重建。以“暖实力”打通对外话语链条的同时，构建包容差异的对话性共识，从与他国动态、持续、平等的对话中总结具有“可传播性”的话语框架，摒弃以“主客分明”的消极陈述。最后，将“暖实力”作为国家形象传播的黏合剂与价值诉求点。通过“暖实力”情感传播的多样性经验，改善空心化的国家形象与对外话语程式，促使异质文化间的二元传播向基于共通情感的互惠行动转向。
四、价值升维：“暖实力”国际传播的多维建构
作为软实力的再深化，“暖实力”的国际传播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抗疫实践和塑造“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的三重背景和现实要求。本研究主张从中华传统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历史经验出发，对“软实力”国际传播进行价值升维，不仅形成“暖实力”对外话语的联动机制，同时也意味着国际传播本身的知识体系创新。“暖实力”的国际传播同样会遭遇全球传播生态、种族认同、观念差异、话语解构等跨文化阻碍。通过结合中国实际国情阐述的本质主义路径以及以“展形象”为旨归的建构主义理念，本研究通过全球信息传播所遭遇的传播折扣因素、暖实力的价值升维要素、“暖元素”编码/解码、国家形象建构、国际传播理念重塑的宏观技术路线，建构中国“暖实力”的国际传播框架（图1所示），以期为对外话语体系创新提供理论支持。
图1.中国“暖实力”的国际传播框架（作者自绘）
（一）“暖人心、聚民意、汇人气、促和平”的政治暖实力
相较于国际政治舞台中的硬实力较量，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主张不崇尚权力控制和强弱划分，而是秉承科学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国际共产主义的理念，将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价值观同时代背景和社会理想相结合，形构了“暖人心、聚民意、汇人气、促和平”的政治暖实力，主要体现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民为邦本”与科学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政治价值观形成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政治暖实力。就中国而言，早在《尚书·盘庚》中，就有“施实德于民”、“罔不唯民之承” 等关于“民本”思想之记载。中国历任领导集体坚持“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基本观点，“政在得民”的思想精髓是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理想的有机传承，亦是国民政治信念和政治意识形态认同的“暖实力”根基。从国际而言，中国遵循“和而不同”的交往理念，强调尊重差异基础上的伙伴关系建设，以及平等、自由、民主的公共参与。科学社会主义与“民本”思想一脉相承，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之处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发现并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并进一步发现了“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即人民群众的力量。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出“确立有个性的个人”,到《共产党宣言》提出“个人的自由发展”；从《资本论》重申“自由个性”到《哥达纲领批判》重申“个人的全面发展”，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延伸到如今的国际社会中即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源问题所在。在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践中，中国通过发起“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互利共赢的国际合作，异于西方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国际合作模式。目前“一带一路”倡议吸引14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加入，构建起全球最大的合作平台，在共商共建中增进沿线国家人民福祉。由此，中国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步伐以全球公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下，形成了以“凝聚全球感召力”为特征的政治暖实力。
其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和平发展相结合的新外交理念，形成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政治暖实力。报告中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未来世界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的重要呼吁。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共产党宣言》中“自由人联合”思想中共同体性质的国际主义有同源之义，落脚于全人类价值的认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则是全球化的多维定义中“联系密切说”的主要维度之一。近年来，全球性问题井喷式爆发，新冠疫情背景下一部分发达国家大搞“疫情政治”和“颜色革命”，暴露出数据殖民主义、无殖民地式帝国主义等“差异化剥削”新形态，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出迫切要求。在此背景下，中国领导人积极开展首脑外交、多边外交；开拓抗疫外交、云端外交、“一带一路”外交等软实力公共外交新形式，以“相互尊重”超越丛林法则，提升大国外交的国际感染力。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将平等性复归国际关系、超越西方国际关系理念中的个体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破除零和博弈。中国通过举办二十国集团峰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重要外交活动，推动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在全球和区域治理中发挥作用，并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国际倡议，将全人类整体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西班牙《对外政策》双月刊载文指出：“中国政府提出的将国家利益与地区和全球利益相对接从而构建一个更包容、民主、开放、创新和高效的多边世界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响应”，在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历程中，和平、稳定、共繁荣的外交理念彰显出了非凡感染力，亦体现出“政治暖实力”从治国方略、政治价值观的内生体系到国际话语、外交理念等对外机制的多维建构。
（二）“缩小经济差距、促进互利共赢”的经济暖实力
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全球经济治理转型的风险，呈现出围绕经济效率与政治合法性间关系的治理“目标”之争；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主导国与新兴国家的治理“主体”之争；以及围绕多边主义、单边主义、区域主义相对地位的治理“形式”之争，加剧了世界经济形势的复杂化。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暖实力”的国际传播建基于全球经济“稳行至远”、各国“互利共赢”的目标，通过高水平的制度型开放促成包容普惠、开放互鉴的全球经济态势。
一是以“制度型开放”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带动全球经济复苏的经济暖实力。“制度型开放”依据国家自身的内在发展需求和国际环境变化，不仅仅是商品贸易的自由流通和制度环境的开放，也包括具体制度安排与国际对接。报告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从全球经济开放的角度言之，中国在扩大多边和区域合作中获得了制度性开放的共识。截至2020年，中国与贸易伙伴累计设立了21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覆盖的产品范围超过 90%。在建设“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原则指导下，中国将国内制度与国际制度对接，放宽市场准入并出台外商投资法，2020年发布的《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20年版）》相较于自贸区版负面清单减少了两条，这意味着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兼具制度支持、政策支持和立法支持，主动将“中国机遇”同世界共享，不断向“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目标迈进。从全球经济治理的角度言之，中国积极推动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在全球和区域经济治理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在区域经济治理方面，为缓解亚洲经济体面临的融资瓶颈，由中国倡议、57国共同筹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早在2017年就已发放贷款总额约17亿美元，帮助改善和弥补了亚洲各国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方面，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积极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改革和以IMF、WB为基础的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并于2016年G20峰会制定了全球首个多边投资规则框架《二十国集团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彰显了中国与各国共同走出贸易和投资困境之决心。由此，中国“经济暖实力”的国际传播在建设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的过程中以提升发展公平性、协同性为根本理念，致力于引领全球经济复苏、各国互利共赢的新发展格局。
二是以“全球公共产品”援助区域经济发展、协同全球治理实践的经济暖实力。习总书记在报告中强调：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加快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一带一路”倡议即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它不仅为各国提供了与中国市场的联结，更助理了沿线各国摆脱经济发展的困境。据世界银行的“一带一路”经济评估报告（Belt and Road Economics: Opportunities and Risks of Transport Corridors）显示，“一带一路”倡议的相关投资可使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2030年全球中度贫困线以下人口比例将由2015年的25.8%下降至10.4%，彰显了“一带一路”作为公共产品对全球公民生存和温饱问题的深度关注。面对“疫情政治”中关于“一带一路”项目停滞、债务陷阱、生态质疑等负面言论，中国在支持全球抗疫进程中，不仅践行了中国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还同G20成员合作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并积极开展“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专题对话会，推动“健康丝绸之路”、“绿色‘一带一路’”的国际传播。因此，从全球公共产品和经济协同发展的角度而言，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中国方案中凸显的“经济暖实力”不仅反映在中国同沿线国家共享发展经验、技术和资金红利上，还体现在推动制度、理念和互动层面的机制化常态合作，在“共商共建共享”公共产品的过程中关切全球问题、推动命运共同体建设，为跨越“金德尔伯格陷阱”提供“崛起国”路径。
（三）“包容互鉴、和合共生、引领共情”的文化暖实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霍斯金斯（Colin Hoskins）和米卢斯（Rolf Mirus）认为，植根于一种特定民族文化中的媒介内容仅在本国或本民族内具有吸引力，如果置于在其他国家，影响力和吸引力则会大幅减退，这种“文化折扣”现象植根于文化结构的差异。长期以来，“文化比较”多是在互看“异同”，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并非以自身文化为中心、也并非如西方文化在普世标准的比较中区分文化的高低，而是具有一种自古以来包容互鉴、破除边界、共同繁荣的文化价值观，构成了文化暖实力国际传播的现实基源所在。
一是以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传统文化价值观，推动同异质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暖实力。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贯穿历史发展始终，从儒学创立后“信而好古”、“好古敏求”的治学态度，到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百学交汇的文化景象，再到魏晋南北朝和程朱理学时期对佛教与儒道玄学的交融并汇，以及近代西学东渐、中体西用、将西方“富强之术”“器数之学”为我所用，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对异质文化的包容。从文化价值观的角度而言，东方文化的思维方式是整体的、精神的、主观的，而西方思维则是物质的、分析的、逻辑且客观的，因此中华文化具有与当代社会性扩张趋势暗合的价值取向，不过，信奉实力原则和反人文主义的西方思维则更加难以理解中国文化观念中“求同存异”等在西方人眼中看似“理想主义”的主张，正如萨义德所言，当今世界“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传统看到了同西方异质文化间的价值观冲突，因此一方面强调民族文化自身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也强调对先进文化的包容性发展，而非夜郎自大、孤芳自赏，这也是中华文化在面对历史上多重民族政治危机之际，对异族文化融合、吸收后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生命力所在。当今世界如丹尼尔·贝尔所言，在大众传播媒介的作用之下，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被改变，对变化新起点的渴望与社会隔离状态的消弭导致了文化的融合。中华文化自古深明“和而不同”之道，在新传播环境下，其暖实力的彰显则是将目光对准全人类，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文化包容的前提，以文化间的“和合共生”、构建一个开放发展的文化体系为目标。
二是以“转文化传播”结合“文化共情”推动世界文化突破边界、拉近文化主体间距离的文化暖实力。相较于以强势文化吸纳弱势文化为特征的“跨文化传播”，“转文化传播”更凸显“命运共同体”下的平等对话、强调平台作为“全球媒介”的作用。情绪共享理论认为，个体与他人之间的情绪共享是共情的基础，即如儒家文化中“忠恕之道”蕴含的推己及人、换位思考的心理过程。在转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通过设置容易引发共情的内容，可以唤起生理反应、调动人内传播或唤醒情感认同，带动社会行为，迅速拉近不同文化主体间的距离以实现共情。一方面，随着国际舆论形态从精英舆论向草根舆论转变，中国的转文化传播通过微观叙事和共情叙事破圈传播，积蓄文化暖实力。近年，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关注的电影《小偷家族》《寄生虫》中体现出中华伦理文化的深远影响，通过建构“爱与家”的共通性微观叙事唤起文化共情；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雪容融”以更立体、可爱的形象设计迅速实现全球共情，成为全球认知中国、构建“可爱”中国形象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平台化社会的兴起促使传播思维由理性化转向感性化，中国的转文化传播通过数字技术和沉浸体验解构“文化间距”，升维文化暖实力。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使用全息投影技术，使用“蒙太奇组接”的方式在开幕式现场呈现我国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谷爱凌完成的首个女子Free ski DoubleCork1440动作；2020年，由我国音乐家谭盾联合海外交响乐团的《武汉十二锣》音乐会，通过3D与5G技术联合十国艺术家于云端上演。音乐、体育、文化遗产、全球媒介事件等皆为全人类精神文化生活中共有的载体，在转文化“共情”传播中，中国文化的暖实力经由人类“共通性体验”传递共有情感、建构“想象共同体”，形构多元并存、边界消融的全人类文化认同。
（四）“世界共享、全球同心”的社会暖实力
在全球社会联系日益紧密的当下，中国“社会暖实力”的国际传播升维体现在中国如何彰显“大国智慧”应对全球治理问题，并将“中国方案”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福祉联结，通过“中国方案，世界共享”，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其一，以“脱贫叙事”的国际传播服务“全球贫困”治理的社会暖实力。2015年，“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被联合国列为2030年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首要目标。新冠疫情背景下，世界面临着绝对贫困人口比例大幅上升的危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脱贫攻坚取得了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完成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从国际传播的角度而言，一方面，“脱贫叙事”作为新时代国家叙事的新形式之一与“全球减贫”的国际议题形成隔空对话，让世界经由中国脱贫故事共享中国方案。诸如新华社体验式视频报道《“洋记者”见证“世界屋脊”脱贫奇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英文纪录片《中国脱贫攻坚》等国际媒体产品中的“脱贫叙事”多以“第三者视角”或“个人命运的变迁”展开，生动展现个体与国家命运的紧密相连，表达走向富裕、人民福祉的暖实力。另一方面，中国的脱贫叙事也客观展现了一个全面立体、但仍处于发展不均衡境况的中国，这种真实叙事更能展现出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如何基于现实国情、如何深刻认识发展现状，又如何带领人民实现生活飞跃的民族故事。中国在脱贫攻坚的进程中亦曾遭遇减贫的边际效应，2011年，中国每增加1亿元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对应减少的贫困人口数量为87.77万人，2017年仅为6.75万人。在他国望而却步之时，中国迎难而上，2020年通过结转资金一次性增加300亿元扶贫资金回击国际社会中的不同声音。如今，中国倡导的“精准扶贫”写入了第73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消除农村贫困，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决议草案，并进一步加大了对“精神贫困”、“自我脱贫”等可持续方案的关注。随着中国在世界反贫困领域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中国服务全球治贫的社会“暖实力”体现在积极对外提供互联网+扶贫、电商扶贫、旅游扶贫等中国方案，同时积极推行践行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继续在国际减贫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治理话语，不断提升对世界公民生命健康权、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关切。
其二，以“人类共有价值观”为核心推动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社会暖实力。当今世界，西方世界以人权（human rights）、民主（democracy）和良治（good governance）的普世价值观强加为世界通用的普遍真理，并以此衡量以中国代表的非西方国家。不过，人权、民主和良治并非西方独有，其同样是可以在中国寻得丰厚理论和文化基础的“人类共同价值观”。如今，西方学者、媒体、政府通过合力构筑“人权”话语霸权对中国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施以舆论攻击，中国则始终保持开放对对话姿态，积极同世界对话、宣介中国人权建设经验，通过人权话语的国际传播将人权问题与超越民族、种族、文化、信仰的人类共有价值观联结。
一方面，中国的人权事业以人的发展权为核心，注重对人之“主体性”的保护。中国的“人权”观念，是在对西方“人权”思想扬弃基础上形成的，且与西方人权概念存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与先验主义的哲学逻辑之分；现实关联的“共同体”与抽象孤立的“个体”指涉对象之分；和以“义”而非“利”为旨归的价值观念之分。在2017年之前，国务院新闻办就已累计发表了 41 份有关人权的白皮书，人权白皮书表达的形式逐渐多元化，话语侧重点也由生存权向发展权、社会保障权转变。
另一方面，中国人权观念的国际传播以“全人类发展”为旨归，反对以人权为由干预别国内政，反对国际人权的双重标准。安纳伊姆认为，人权的遍化不仅需要处于不同文化背景之中的个体达成共识，还需要一定物质条件。这也意味着，部分发展中国家和贫困国家的个体由于精神和物质条件的匮乏，很难通过“国际人权法”保障自身的人权。自1990年起，中国与近40个国家举行过近200次双边人权对话与磋商，2017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4次会议通过了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决议，标志着这一理念成为国际人权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联合国主导的反海盗和维和行动中，中国亦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之一。可以看出，中国的人权事业成为推动国际人权保障体系发展的重要力量，体现了通过人类共有价值观桥接全人类命运、促进平等对话、保障世界公民共享“美好生活”的社会暖实力。
五、行动愿景：“暖实力”国际传播的可能路径
随着中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与世界秩序重构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力，“暖实力”概念的提出有利于全面客观地对现有国际传播战略进行再审思，在诉诸善意的中国话语中客观评估、塑造与传播新时代中国对外话语体系的实践创新。
（一）以战略传播理念构筑“暖实力”国际传播内核
近年，我国国际传播为适应不同媒介环境与制度背景而不断调适与转型。习近平总书记在“5·31”讲话中即指出了建构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的时代性与紧迫性。“战略传播”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国际传播能力提升的决策依据。
从现有国际战略传播体系建构来看，美国自9·11事件之后相继通过其国防部、“全球传播办公室”（2003）、《国家战略传播架构报告》（2010）、全球互动中心（Global Engagement Center，2016），依托于政治营销、数字公共外交、跨国企业联盟、社交媒体情感动员、国际假新闻等各类媒介形态，发挥美国国家战略全球传播的持续控制力与影响力。对于中国而言，在战略传播体系中，应基于本土视角整合现有各要素资源并有机融入“暖实力”，通过情感传播的语境适配，形塑更为开放、包容、多元的信息流通渠道。相较于美国，以“暖实力”为内核的中国特色战略传播体系并非只停留在国家战略层面，而将认知对象国所认可、共鸣、共情的元素，通过多元媒介手段以传播矩阵的方式开展国家间精准传播与定制化传播。换言之，开展“暖实力”的战略传播就是要强化共情等诸多情感元素的战略性调适，降低跨文化传播中“文化他者”的刻板印象，通过基于“共同善”（Common Goods）的暖心叙事，逐步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舆论圈层实现“破局”。首先，通过相关情感议题的预设与前置而不是线性的观点诠释，以多模态、多视角诉诸全球治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逐渐通过“暖元素”的共情动员加深跨国信息流的中国文化基因，助推“可信、可爱、可敬”中国形象相关内容的传播信用上升。其次，“暖实力”国际传播的顶层设计包含目标导向与整合导向。就前者来说，从过去功能主义思维所关注的广泛意义的海外受众转变为更易产生共情效果的“关键受众”，及时深入地阐释“一带一路”、援非帮扶等议题的情感共情力与道义感召力，制造相应的媒介事件形成互动景观；从后者观之，即最大化地利用多种资源、多元行动主体的协同与协调，破除传统“媒介中心”的传播本位桎梏，融合“非传播行为”“非信息因素”在情感表达上的辩证关系，实现理念与实践上的步调一致。
（二）以新技术赋能“暖实力”国际传播效能提升
传播技术介质的更新迭代推动传播理念变革，直接影响全球传播格局上中下游的样态延伸及其受众接收习惯的变迁，从而导致国际话语权的得失。因此，中国提出全程、全息、全员、全效媒体（简称：四全媒体）的方针以加强媒体的舆论引导力。全球传播“向东看、向南看”的变革凸显媒介资本与传播思想的演进，亦是传播基础结构向智能化纵深发展的态势。特别是以平台媒体为代表的算法逻辑重塑了国际信息流的把关标准，逐渐弥合了不同媒体间的渠道差异。
面对全球传播格局的细分化重组，以往国家话语的宏大叙事逐渐下沉，平台媒体成为各国涉外事务部门所重视的新高地，过去“民族—国家”所固有的地缘政治底色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逐渐走向杂糅化（Hybridization）。美国近年将联合与塑造全球社交媒体意见领袖作为其推广国际议题与战略思维的规划目标之一；欧盟国家则利用Vlog等短视频、数字大使馆、跨界KOL等制造媒介事件，推广欧洲的世界主义理念。社交媒体消弭了跨国信息传播的传播区隔，部分智库学者、政治家、科学家、企业家、素人网红等“非传统外交”元素的多元行动主体，在跨境信息流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暖实力”在上述格局下应改变以宣传为导向的职能型设定，将传播信息个性化、人格化，以适应社交媒体环境下的“平等化互动”，以此打造情感共通话语。
与西方国家知识话语的扩张性不同，中国话语更符合当前传播生态以及中华文化本身的和谐属性。“暖实力”亦在当前情境下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张力，通过短视频、Vlog、慢直播等社交媒体同“屏”共振的新路径，在共情传播塑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同时，精准把握目标用户/受众的认知取向。例如，通过诸如“健康中国”等议题，将“暖元素”与中国健康话题、全球健康治理等进行有机衔接。对于“健康”话语的情感建构，可在各类国际社交平台以事实陈述为主线，以第一人称“露脸”而非基于官方立场对中国在对外医疗援助、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实际行动等进行共情话语的传输，在与受众多层次话语圈的“互文”叙事中，围绕疾病、恐惧、创伤等意涵塑造共情话语表征与文化符码，对部分国家针对我国的污名化表征加以柔性话语反击。
（三）以中国善意聚合“暖实力”国际传播内在动力
本研究认为，通过暖心叙事、共情传播等为表征的“暖实力”话语传播，塑造具有中国“暖意”的对外话语框架，与当前争夺国际话语权的主张并无冲突，“暖实力”依托具备善意的信息/符码，在柔性传播中提升中国形象的跨文化认同，在情感传播的赋能下获得国际话语权。“暖实力”的提出并不是用来遏制西方的政治工具抑或是作为抵抗西方话语霸权的符号工具，其作为与中国话语相关的陈述体系和意义生产，是契合新的历史条件与跨文化具体语境的调适性话语。
首先，中国善意应体现在尊重对象国受众的日常生活文化。日常生活作为最直接的个体再生产过程，是打破认同壁垒的内在机理。“暖实力”的国际传播既涵盖了政治、经济的新秩序构建，亦关乎日常生活作为生存境况与物质文化表征。因此，寻找何种实践、体验或情感可促成“民心相通”是关键。近年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通过开办学校、工厂、医院、建路修桥、捐赠物资、技能培训等途径将“暖实力”与沿线人民的日常生活勾连，使得原先复杂的跨文化符码在当地居民的日常环境中实现具体化、落地化，让其在情感认知中体会到“一带一路”与其日常生活的紧密联系。其次，中国善意的挖掘应结合各国在地文化记忆，以此助推“暖实力”共情传播。莫利和罗宾斯将文化间的认同界定为：依据一定的社会关系内建构的动态关系体系，并且不仅仅是现实的物质利益表征，还包括具有历史及文化意义的情感共享机制。“暖实力”的国际传播并不是一种静态的话语认同形式，而是应该被看作是集体记忆、共通情感、文化记忆等共享场域的价值再生产，以完成历史文本、信仰、习俗、民间故事、节庆仪式等共通情感的诉求隐喻。同时，亦注重在新的全球格局语境下重新讨论与认知对象国相关的文化、思想、记忆、关系、情感等“暖实力”传播的价值尺度与价值追求，维持当地民众对于中国话语认同的凝聚性。再次，将中国善意同命运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话语背后的价值理念与情感机制有效嫁接、拟合差异，以“文化间性”降低意识形态偏见与文化价值隔阂。中国对外话语体系收效甚微的核心矛盾是异质文化间的传播无奈与理解偏差。在“暖实力”国际传播框架中，不论是通过意识形态、文化表征、情感说服、利益相关者等传统说服传播框架，还是借用西方的概念阐释与传播策略，显然无法解决现有认知冲突与渠道阻碍，而是需要在不限于中国外交与媒体阐释的方式，构建“暖实力”积极的对话性与话语关联度，参照文化“他者”的认知与情感取向，在互为主体的“文化间性”空间相互借鉴、产生共情。与此同时，突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中国方案，是在理解他者、帮助他者的前提下，在与他者的互动交往与对话中彰显中国话语“暖意”的善意核心。
（四）以“对话人格”形塑“暖实力”国际传播行动框架
当前的全球传播场景仍处于中国观照的视域之外，我们更应以理性的“对话”视角。“暖实力”国际传播不仅是需讲好中国故事，也是带动海外受众“异调和声”的话语重建过程。然而，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是：我们应认识到全球信息传播本质上就是信息域之间的对话，缺乏话语甄别思维，并一味地将他国的质疑或顾虑认定为阻碍传播的“阴谋者”，抑或是将国际传播效果甚微一律归纳为意识形态差异、政治排他性、文化休克等的原因，而没有探析其深层的真实根源，不利于对外话语体系的良性建构。换句话说，跨文化的信息传播应以“对话”取代“对骂”，对话的本质就是“复调”传播，但也不排除在某些情境中，以辩论的形式促使对话更具意义与分量，使得中国形象的多维建构更为充实。
中国“暖实力”国际传播的行动框架需在互为主体的基础上，建设具有“对话人格”的国家叙事方式，而不再延续单方面沉浸于独白对话式的话语逻辑。其一，面对有着群体边际的海外受众，国际传播中的“暖实力”应以文化主体性打破西方中心话语背后所暗含的与压抑性语境，为“暖实力”的意义赋值体系提供逻辑支撑，将认知对象国受众所关注的、质疑的、想改变的问题做出回应。其二，将“暖实力”传播效果的发挥建立在集体经验的话语重建之上，让受众的多样性经验成为“暖实力”发挥其传播效能的助推动力。在上述过程中，需要传播主体深入理解目标受众的不同意识，同时又要与受传者保持亦此亦彼的相对区隔的间性状态，不是通过逻辑自洽的话语修辞迎合各类群体，而是通过“暖实力”的情感共鸣建构“复调共识”的共通话语空间。此外，作为讲述者的中国需要具备直面国际舆论场，应对潜在争议与话语阐释的能力。其三，通过中国“暖实力”话语的形式创新与全球话语资源配置，赋能国际受众理解与对话的叙事语境。“暖实力”话语应当成为与对外话语体系宏观阐释层相互观照，并反映中国社会整体样貌的经验流。具体而言，应在优秀中国故事案例的中提炼具有普遍共情心理的叙事话语集合，“暖实力”的话语解读是在尊重受众主体意识的前提下完成共情修辞。
结语
情感是长期依附于人的隐性要素，但在国际交往中却发挥着重要作用。跨文化认同大多源于情感触动与情感共鸣，其中，情感认同往往是开启认知认同的关键所在。同样，讲述充满情感与善意的中国故事，往往更易跨越政治、阶级、文化、种族等跨文化壁垒，从而挖掘从情感到理性、从理念到实践、从部分到整体的国家话语建构。
国家对外话语体系的范畴创新，本质上是使目标受众在特定语境下接受新的认知空间与意义结构。“暖实力”是在新全球化时代对软实力认知范畴的创新挪用而形塑的传播框架与愿景，在国际传播的实际应用中有望减少“认知落差”，重新界定特定议题的真相、性质与本质，并借助一定的情感元素强化“暖实力”的隐在力量。总体而言，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并不存在一成不变或者一应俱全的普世战略，而是应回归到国际政治、公共关系、新闻传播、话语研究等综合场域内再凝练、再升华，向世界展现新时代中国的话语自信与情感张力。
（本文作者：沈悦1，2，金圣钧3
1.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上海201620；
2.上海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上海200234；
3.中国人民大学 新闻学院，北京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