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教育面临严峻挑战
近些年来，针对外语教育学科发展及人才培养，学界乃至社会讨论激烈，主要意见认为，我国外语教育适逢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取得巨大的成就，同时也存在严峻的挑战，比如，外语政策与规划不足，大中小学缺乏有效衔接，语种分布比例失衡；教育目标定位不清，人才培养千校一面，难以满足社会多元需求；学科定位不够明确；课程设置不尽合理，职业功利取向明显，学科特性不足；高质量、成体系、有特色并被教学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教材相对匮乏；教学方法和技巧随意性明显，跟风现象普遍，理论创新滞后；学生外语水平与社会实际需求尚有差距，高端外语人才尤其稀缺。
这些问题涉及宏观层面、中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应用。不少问题的性质还相互对立：如统一规划与多元需求之间，满足社会需求与外语教育职业功利化的顽疾之间，彼此矛盾。在研究解决上述问题的措施时，不能忽略外语教学研究是社会历史进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功能和目的都是不断演化的这一事实。理论上不仅要考察外语教育的目的及功能，还要将中国外语教育放入历史背景及现实情境中，寻求问题的本源，才可以建立层次清晰、逻辑严密、综合性强的理论体系并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本文在理清外语教育在中国存在及发展的合法性基础上，分析新自由主义对我国外语教育存在及发展合法性的冲击，并由此提出新时期中国外语教学研究工作的历史使命。
我国外语教育具有合法性基础
中国外语教育存在及发展的合法性基础有三个向度。一是人本向度，即将人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以帮助人的生命展现和充分发展为目的。就外语教育而言，就是在教育中体现为对生命和精神的关怀，通过培育语言资源，提升核心素养，帮助学生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二是文化向度，即教育通过文化传承与创新，实现文化育人的价值。就外语教育而言，即通过培养具备中华情怀和全球视野的人才，实现中西学术的平等互通，促进人类文化的“累进叠加”。三是社会向度，人的价值终究要在满足社会需求的过程中实现。从这个角度看，外语教育存在及发展的合法性基础体现为培养符合国家利益和战略规划，以及符合市场需求的各类外语专业型或复合型人才。
外语教育存在及发展在人本向度上的合法性要求外语教育是前后衔接、契合人的各阶段发展的长期努力；在文化向度上的合法性要求外语教育在功利目标之外，重视知识的“无用之用”，保留自我超越的空间和心灵的自由；在社会向度上的合法性，需要协调国家利益和市场需求，长期利益和眼前目标，在人才培养上具有层次性和跨界的“弹性”。外语教育存在及发展在三个向度上的合法性，在不同的历史境遇中，受不同的社会思潮影响，协同演进，此消彼长。二十年来，中国外语教育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完成了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化；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思潮对外语教育上的冲击，影响着外语教育所传授的知识能力形态、教育组织方式及学术生态，削弱了其社会服务功能。
新自由主义影响中国外语教育
新自由主义产生于二战后的西欧和北美，认为市场机制是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基本主张是减少国家的干预，引入竞争机制和市场原则。国际化进程将新自由主义传播至世界各地，从经济领域蔓延至教育、社会服务等诸多领域，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也影响着我国的外语教育研究。
首先，新自由主义改变了中国外语教育所传递的语言知识能力形态。新自由主义重构了原有的知识，将其包装成效率至上、竞争性的商品化形态，体现在中国外语教育领域，即“消费英语”盛行一时，教学“麦当劳化”甚嚣尘上。无论什么阶段的外语教学，一切以“实用”为目的，或为“应试”，或为适应“消费市场”，于是“费时低效”、“学非所用”等质疑不绝于耳，造成大中小学各阶段教育互不衔接、语种分布比例失衡、教学目标定位不清等问题。
其次，新自由主义要求效率优先，推崇竞争性，悄然改变着教育的组织结构和学术科研生态。各阶段的外语教育受到新自由主义的价值限定，被视为“服务供给”，迎合学生及消费市场的需求，侧重考试及市场认可的“有用”的外语知识和技能，而往往忽视健全人格的养成、批判性思维的建构、文化视野的形成等“无用”的知识和能力。因此，在外语教学层面，课程设置不尽合理，职业功利取向明显，高质量、成体系、有特色并被教学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教材相对匮乏。此外，外语学术科研生态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异化。学术课题沉浸在对热点领域的追逐中，学者的研究能力也被转化成市场上可被衡量的“绩效标准”，理论创新相对滞后。
最后，新自由主义削弱了外语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新自由主义主张个人责任，进而消解了外语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一方面，外语教育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体现出语言“英语化”的趋势，造成外语学习单一化，我国战略导向的高端外语人才稀缺；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提倡个人主义，而个体的感知包含非理性的成分，并不等同于社会真实的需求，教育市场常常一窝蜂地追逐眼前利益，造成“千校一面”，外语教育培养的人才难以满足多元的社会需求。
我国外语教学研究的历史使命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新自由主义在经济、社会各层面，曾给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短暂的繁荣，但之后却使某些拉美国家陷入了长期的经济困顿。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更促使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诸多领域对各自的学科理论及学科使命进行反思。中国外语教学也应在此背景下，从学术理论到实践进行多层次的反思，重新思考自己的历史使命，在发挥市场经济体制积极作用的前提下，匡正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消极影响。中国外语教学研究在新的时期，应肩负学术、育人及社会三重历史使命。
首先，中国外语教育研究肩负着学术研究的使命。一方面，中国外语教学研究在跨学科的基础上，研究揭示外语教育的本质与规律，促进外语教育实践和学科发展；另一方面，中国外语教育研究的学术重任，要从现实问题出发，服务国家战略和教育教学实践。两方面的学术责任合流，建立纵横交错、富有逻辑层次的学科体系，创新学科理论。
其次，中国外语教育研究肩负着优化外语教育体系的育人使命。中国外语教育旨在培养具有中华灵魂、世界胸怀的下一代，需要建立多元统一的教育体系。为此，需要建立大中小外语教育“一条龙”体系，使之前后衔接、一以贯之。同时，还要合理布局多语种人才培养，将外语学习与各专业学习有机融合，面向未来的跨行业、跨界发展，帮助其实现自我价值。
最后，中国外语教育肩负社会服务的使命。中国外语教育要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的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国际规则，能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以及“各种外语人才”的要求，还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中国文化走出去”等国家战略，同时引导市场对外语人才的合理消费，满足社会的多元需求。
[本文受国家语委重点项目“国际化视域下的外语学科发展战略研究”(ZDI125-44)、上海外国语大学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外语学科课程体系国际比较研究”（JXGGYB201624）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