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十年来，美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是中产阶级严重缩水，从1971年占全美人口总数的61%下降到今天的50%以下。二是在中产阶级人数大幅度下滑的同时，中上层阶层“逆流而上”，其队伍不仅不见缩小，反而稳步扩大。美国社会阶层的这些结构性变化对其政治和经济政策制定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旨在讨论美国中上层阶层构成及其扩大后所产生的影响。
美国中上层阶层的界定
在西方，阶级(class)是一个比较含糊的概念，缺少明确无误的定义，对如何确定其内涵和外延西方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他们的分析与马克思阶级分析不是一个含义，而是阶层含义。譬如，确定一个人的阶级属性时，是应该仅仅考察其经济收入呢，还是也应同时考虑经济收入以外的其他因素，如受教育程度、职业性质、文化修养、艺术品位和朋友圈子等。以英美两国为例，英国人受封建贵族思想影响，阶级观念历来十分浓厚，一个人纵使家产万贯，只要其语言粗俗、发音走调、文字使用不规范，无论多么富有，他都无法进入上流阶层。
美国本是个“暴发户”性质的国家，对阶级问题不像英国那样看重。长期以来，美国人强调平等理念、试图淡化阶级观念。历届美国总统都强调美国不仅应该“没有穷人”，而且应该“一代比一代更加富有”。在美国人看来，即使美国存在阶级，它也不是欧洲国家那种世袭化阶级，而是一种流动变化的阶级体系。用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马克斯·勒纳(Max Lerner)的话讲，美国阶级制度是一种开放性制度，各阶层边界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上下层之间呈流动状态。姑且不论这些论述是否正确，这种观念在美国颇有市场，已然成为一种“迷思”(myth)。正是源于这一“迷思”，绝大多数美国人倾向于赞同“美国社会不存在阶级”(a classless society)的观点。
更为有趣的是，鉴于美国曾具有较高的社会流动性，绝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把自己归入中产阶级行列。2014年的一份调查显示，85%的美国成年人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实际上，美国人的中产阶级概念十分宽泛。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5年12月发布的报告为例。若以三口之家为计算单位，年收入在4.2万美元至7.3万美元之间的家庭都属于中产阶级。同年，中产阶级五口之家年收入区间则在5.4万至16.2万美元之间。
在这个如此宽泛的中产阶级范畴内，大多数美国人不愿把自己列入“上层阶层”(upper class)，而更倾向于把自己看作“中上层阶层”(upper middle class)。譬如2014年，自认“上层阶层”的人数比例约为1%，而自定位“中上层阶层”的为13%。这些数据比例与美国社会学家对中产阶级、中上层阶层和上层阶层的分类大致相同。美国社会学家考察中上层阶层时，倾向于查看两个因素，一是收入，二是职业。根据这两个指标，他们认为美国中上层阶层人数占就业人群的15%—20%，且主要为专业人员。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员理查德·里维斯(Richard V. Reeves)根据家庭经济收入而非个人自我定位，把美国中产阶级人群分为三个等级:中上层(20%)、中层(40%)、中下层(40%)，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从整体上来看，美国中上阶层收入呈增长趋势，这是造成美国收入差距拉大和经济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上层阶层占据多重优势地位
近几十年来，与美国社会其他阶层人群相比，中上阶层的收入出现了大幅度增长。据统计，美国25%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占全国所有家庭收入的一半之多，其中除去1%—2%的上层家庭，余下的大多为中上层家庭，导致美国贫富鸿沟不断扩大。其结果之一是，中上阶层在与其他社会群体拉开经济收入差距的同时，还在获得高等教育资源方面拉开差距，而教育恰恰是人们改变命运、提升社会地位的有效途径。高等教育不仅与优质职业紧密相连，而且与经济收入和职业稳定直接相关。在高等教育日益昂贵的情况下，金钱成了人们是否能够享受高等教育的“硬道理”。在此方面，中上阶层家庭无疑具有明显优势。美国佩尔高等教育机会研究所(Pell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Opportunity in Higher Education)最新研究成果显示，高收入家庭子女中的大学生比例是低收入家庭子女大学生比例的8倍。显而易见，美国中上阶层不仅在经济上占有更多资源，而且在教育上也享受到了更多的“天时地利”。借助在经济和教育资源两方面的优势，可以轻松地保住自己的中上阶层地位。
除了在享受教育资源方面占有优势外，美国中上阶层在家庭婚姻和社会地位上也尽显优势。近来，美国富裕家庭子女与弱势社会群体家庭子女的“婚姻差距”(marriage gap)问题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前者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后者大多仅完成中等教育。学者们发现，经济收入位列全国前25%的富裕人群中，结婚比例远高于收入较低的人群。这种因收入差距而导致不同家庭结构的状况告诉人们，这不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问题。也许，中上阶层的地位与家庭结构初看上去无甚关联，因为结婚与否毕竟是一种个人选择。但是，如果我们把家庭稳定和下一代人群的人生机遇等因素考虑进来，其社会意义就大不一样了。因为这意味着，出身于中上阶层家庭的子女经济资源充沛、家庭环境稳定、成长条件优渥，待其进入成人阶段后，他们无疑更具备多种优势来保住和延续其父母辈的中上阶层地位，并可能扩大与其他社会群体在各方面的差距。
中上层阶层扩大不利消除贫富差异
美国中上层阶层不仅致力于保护和巩固他们的经济与社会地位，他们还试图借助自己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影响美国的政治进程，如总统选举和法律与政策制定等。美国中上层阶层可以仰赖其人数多、资源广、专业知识高和人脉关系强等优势发挥其政治影响力，通过组建政治团体、去国会山游说、在媒体上发表文章和积极行使自己的公民权等，影响美国的政治动向。因为这些人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利益与美国政治走向息息相关，他们的政治参与程度在各社会群体中也相对较高。以2012年美国总统选举为例，美国最高收入家庭中，四分之三的家庭都参加了投票;相比之下，美国最低收入家庭中，只有不足半数参加了大选投票。显然，作为既得利益者，中上阶层更注重假借政治参与来保护和扩大其经济和社会利益。由于根基深、资源多、能量大，美国中上阶层在过去的40多年里生活滋润、影响强大，以强势社会群体的姿态远离其他人群，成为一个既让人羡慕，又引得他人怨怒的人群。
综上所述，美国中上层阶层在近几十年来的扩大，巩固和增强了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也给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提出了不少新的问题和挑战。其一，美国中上层阶层正在逐步远离其他社会群体，脱离长期以来支撑美国社会肌体稳定和健康成长的中产阶级。美国作家和学者里翰·萨拉姆(Reihan Salam)撰文表示，作为个人，美国中上层阶层成员中品质优秀者不少;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过于自私和势利，“正威胁着把美国最优秀的一切给摧毁掉”。其二，美国中上层阶层队伍的扩大只是为一小部分人群提供了社会流动机会，把大部分中产阶级人群排除在外，致使中产阶级中的不少人流动到中下层阶层。随着中上层阶层后代承袭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美国社会流动将变得更加困难，使所谓的“开放性阶级制度”名存实亡。其三，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中上层阶层对旨在改进福利政策、加大社会财富再分配力度的立法和政策，大多持消极甚至抵制立场和态度，使其成为消除贫富差距、解决社会不公的阻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美国学者说，中上层阶层已经从原先社会学家的学术性问题转变成经济和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