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晚，文学沙龙“张爱玲在德语世界的译介与接受”在张爱玲上海故居（千彩书坊）办。本次活动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联合主办。沙龙汇聚来自德国汉学、德语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翻译、文化媒体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张爱玲在德语世界的译介历程、传播路径与接受反响等议题展开交流。现场学术氛围浓厚，观点交锋精彩纷呈，线上直播观看人数逾千人次。
沙龙由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张帆教授主持。张帆在开场致辞中指出，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闪耀的名字，不仅代表着一种文学叙事风尚，也早已成海派都市生活的一个文化符号。张帆回顾了她与陈雨田共同研究、合作撰写的《“中国的葛丽泰·嘉宝”：张爱玲的德译与传播》一文，该文收录于孙国亮教授主编的《上海文学海外译介传播研究·德语译介卷》。今年正值张爱玲逝世30周年，本次沙龙亦是对张爱玲的深切缅怀。就本次沙龙主题而言，张帆指出，张爱玲在德语世界的译介虽不及英语国家深广，但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方兴未艾。她强调，张爱玲作为上海文学的重要标识，其在德语世界的呈现不仅是一位作家的跨文化流动，更是中国文学在全球语境中被阅读、理解与重新编码的重要窗口。她希望通过本次沙龙系统梳理德语国家对张爱玲作品的译介历程、形象建构与研究概观，共同一睹德意志文化视野下的张爱玲风采。
华东理工大学德语系讲师陈雨田分享并介绍了张爱玲在德语国家的译介历程，考察了德语学界的张爱玲研究与媒体形象建构。她指出，张爱玲的德语之旅始于1956年冷战背景下《秧歌》德译本的出版，但此后却陷入长达30年的沉寂期。1992年，德国汉学家顾彬主编的《袖珍汉学》杂志发表《茉莉香片》德译，标志着译介工作的重启。除《袖珍汉学》外，同样由顾彬主编的《东方向》杂志和德国汉学家包惠夫主编的《东亚文学杂志》共同构成了此阶段译介的主力。1995年张爱玲逝世，引发全球“张爱玲热”，大力推动德语汉学界对张爱玲的关注。同年，《东方向》文学特刊以长达61页的篇幅，首次完整刊载了《金锁记》的德译本，《东亚文学杂志》亦发表悼念文章。整个1990年代，共有5篇张爱玲德译小说或散文发表，但未出版德译单行本。2007年李安电影《色·戒》风靡全球，成为张爱玲德语译介的转折点。从2008年至2011年间，德语出版界集中推出《色·戒》小说集、《秧歌》单行本和《金锁记》小说集。这些译本以精装、平装及电子书等多种形式发行，市场表现不俗，亦获得德语主流媒体一致好评。2011年后，译介热度趋于平缓，至2020年方才推出新的德译单行本《同学少年都不贱》。
张爱玲在德语国家的研究始于对其作品的阐释性介绍，早期多伴有史实性误读，且仍带有冷战意识形态色彩。1990年代末以来，德语学界逐渐将关注点转向张爱玲作品的哲学底蕴与美学价值。2001年，黄伟平出版德语学界首部张爱玲研究专著《作为姿态与觉醒的忧郁：张爱玲叙事作品研究》，系统研究了张爱玲叙事作品中的“忧郁”主题。马海默2013年发表的专著《身体与（非）道德：张爱玲作品中的道德与意识形态批判》则以“身体哲学”与“犬儒理性”的视角切入张爱玲的小说人物，展现出高度的理论自觉。相比严谨的学术研究，德语大众媒体更着力于打造“张爱玲神话”。通过将张爱玲比作“中国的葛丽泰·嘉宝”，德语媒体大肆渲染其才华横溢、性格孤僻与晚年凄凉，使之成为一个充满异域情调与悲剧色彩的消费符号。在文本解读层面，德语媒体主要聚焦其作品中的婚恋主题，一方面将其简化为“失败的爱情”或“两性斗争”，另一方面也发掘出其笔下女性“非英雄”式的主体性——她们在社会规训中挣扎抉择，并为自身行动承担后果。此外，张爱玲融汇中西的创作技法、精微的心理描摹与复杂的叙事结构，也持续受到德语评论界的高度肯定。 最后，陈雨田系统回顾了张爱玲作品在德语国家近七十年的译介与接受历程，并围绕三个关键议题引导现场展开讨论：如何进一步推进张爱玲作品的德语译介工作，如何理解“文学张爱玲”与“神话张爱玲”之间的辩证关系，以及如何评估西方哲学理论在阐释张爱玲文本时的适用性及其边界。
在讨论环节中，德国汉学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紫江讲座教授司马涛（Thomas Zimmer）表示，张爱玲在德国的接受仍主要局限于德国汉学界的专业圈层，尚未真正走入大众视野。他强调，当前德语世界亟需一部能够完整呈现张爱玲生平与文学成就的权威传记。结合其自身在美国的观察经验，司马涛进一步谈到，即便在当时的海外华人知识界，张爱玲也未获得充分关注，这一现象更加凸显了为张爱玲撰写传记的紧迫性与重要意义。在他看来，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可读性的传记，正是连接专业研究与公众认知的重要桥梁。此外，司马涛还现场展示了多部近年译介至德语世界的中国文学作品，包括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等严肃文学，以及日益受到关注的漫画类作品。他指出，当代读者的阅读习惯正在变化，图像叙事与文学经典的结合，或将成为中国文学国际传播的新路径。
复旦大学德语系系主任李双志教授坦言，在其求学时期，“德语中没有张爱玲”是一种普遍遗憾，而后来张爱玲德译本的出现，对其而言是个人期待的实现。他深入分析了张爱玲在德语世界传播的关键转折点，认为电影《色·戒》因其包含的战争、间谍与情欲主题，与德语读者对二战历史的深刻执念高度契合，从而成功打开了市场，并催生了后续一系列德译本的出现。与此同时，他也强调，这种由大众媒介驱动的“神话化”传播，虽然有效提升了张爱玲的知名度，但也带来了被过度商业化和庸俗化的风险，可能导致读者纠缠于其生平轶事而忽视文学本身。对此，他呼应司马涛教授的观点，主张在学术阐释与大众传播之间构建一条中间路径——通过撰写兼具可读性与深度的传记，或开发文化类播客等多元媒介，搭建沟通桥梁，引导读者穿透“神话”表象，深入理解张爱玲的文学内核。最后，他还观察到德语评论界解读张爱玲的两个主要视角：一是将其作为重要的女性写作者，二是在后殖民理论框架下，强调其作品跨文化杂糅的特质与对殖民结构的讽刺。他指出，这些视角本身内嵌了西方学界的理论预设与阐释期待，因而构成了一个富有张力且值得深入探讨的学术议题。
《澎湃新闻·半卷书》负责人郑诗亮在发言中指出，张爱玲在德语世界的传播长期存在“接受偏差”问题。受冷战意识形态影响，《秧歌》在西方被过度聚焦，导致其文学整体性陷入“失焦”状态，这一现象至今仍值得深刻反思。就张爱玲在德语国家的译介空白而言，他提出应将张爱玲具有强烈自传色彩与晚期风格的作品《小团圆》作为下一阶段的译介重点。尽管该作初版时因叙事结构松散、语言风格转变而引发争议，但其艺术价值正日益受到重视。郑诗亮赞誉其层层叠叠的意象组织与抒情密度，堪称“小说化的温庭筠词”，理应作为一项严肃的文学工程系统引介至德语世界。他进一步阐释张爱玲文学魅力的内核，在于她成功融合了多重看似矛盾的特质：她既以个人主义立场疏离宏大叙事，展现出鲜明的现代性，又深深植根于《红楼梦》与明清白话小说的叙事传统。张爱玲的写作兼具知识分子的学养底气与市民生活的烟火气息，既能信手引用经典，亦热衷于描写市井琐屑与物质细节，并在“小市民”的精神世界中开掘出普世的人性深度。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顾文艳副教授从比较文学视角出发，回顾了20世纪50至60年代冷战格局对德语地区中国文学译介的深远影响。她指出，张爱玲在德语世界的早期传播深受冷战意识形态影响，并以西德译介的《金锁记》与东德推崇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作品为例，揭示政治对立如何塑造不同的文学接受路径。她进一步提出，中国文学在德语世界的接受往往需借助本土化标签与类比，如将张爱玲比作“嘉宝”，或将鲁迅类比为“启蒙主义知识分子”，以拉近与德语读者的距离。她认为，鲁迅之所以在德语世界接受更深，不仅因作品被改编，更因其批判精神与欧洲知识分子传统存在内在契合。顾文艳强调，张爱玲在德语世界的接受史，不仅是一个翻译传播的问题，更是中西文学认知结构相遇、碰撞与重构的过程。也正因如此，相关研究仍具有广阔的学术拓展空间。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报社主任编辑程洁从资深媒体人与读者视角出发，提出了几个关乎张爱玲在德语世界深度传播的核心问题。她首先关切的是张爱玲作品的当代性与跨文化共鸣，即她的文本如何能持续回答时代之问，并与德语世界读者建立有效的对话机制。程洁进一步指出，张爱玲在德语世界的接受不能仅停留在单部作品的译介，而必须将其置于清晰的中德双重文学谱系中加以系统定位。这包括：一、明确张爱玲在德语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谱系”中究竟处于何种坐标；二、厘清她作为“海派文学”标志在德语“上海叙事”中的独特地位；三、探寻其作品中关于人性苍凉、生存荒诞的母题与卡夫卡等德语经典作家之间的精神共鸣，从而为她找到可以对照的西方文学镜像。程洁强调，唯有通过这种体系化的定位与对话，才能超越表层的文化符号消费，真正被德语世界的读者所看见与理解。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孙国亮教授在发言中指出，张爱玲在德国的译介接受呈现出明显的滞后性，这显然受到中国学界研究认知的影响。1987年“重写文学史”开始发掘张爱玲，但直到199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史教材中尚未专论张爱玲。通过系统研究，孙教授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在德国的译介存在明显的时间规律：鲁迅、茅盾、老舍、萧红等经典作家的代表作译本迟至1980年代末期已出版完成，之后便趋于停滞，而张爱玲的译介则明显滞后于此轮译介热潮。孙国亮特别强调多媒介传播的重要性，认为电影《色·戒》等跨媒介改编显著影响了德国读者对张爱玲的接受。他建议目前译介研究范畴应从静态文本拓展到多模态的动态媒介，将广播、网络、影视改编等多媒体形态纳入研究视野。在研究视角上，孙国亮提出张爱玲的《封锁》与卡夫卡《变形记》存在深刻的精神共鸣，这种跨越时空的文学对话值得深入探讨。他还观察到，尽管德国社会对上海文化兴趣浓厚，但“海派文学/文化”这一概念在德语学界尚未形成有效认知。
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资深翻译黄霄翎从译者角度阐明张爱玲作品跨文化传播的根本困境。她认为，张爱玲文字中精妙的场景描摹、刻薄却用冷淡姿态表达的独特韵味等在德语转译过程中大多难以保留。这种基于母语文化背景的意境和心照不宣的领悟，成为译入语读者的接受壁垒。正因如此，与莫言、余华等以情节见长的作家相比，以语言特色为标签的张爱玲在德语市场中接受度相对有限。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德语系讲师何心怡就张爱玲的接受路径提出了思考。她指出，当前德国对张爱玲的接受呈现出两极化倾向，一方面，学术研究曲高和寡，难以触达更广泛的读者；另一方面，大众媒体的传播又容易趋向娱乐化，淹没其文学本质。何心怡认为，应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在善用标签吸引读者之余，更要引导他们穿透表层文化符号，走进其文本核心与思想内核。
活动尾声，张帆教授作总结发言。她指出，本次活动围绕张爱玲在德语世界的译介历程，从翻译、阐释与评价等多维角度，展开一场跨越语言与文化的思想对话，共同解析和探讨中国文学在世界语境中的机遇与挑战。此外，张帆教授还透露，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话语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将陆续推出系列主题学术活动，构建更开放的学术共同体。她诚挚欢迎社会各界持续关注并参与后续对话，共同致力于中国文学在全球语境下的深度传播与扎根生长，让世界不仅看见中国文学，更读懂中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