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5•17”重要讲话发表十周年之际，上海社联联合澎湃新闻推出“潮头·先声”25位上海哲学社会科学学者访谈专题。专题以“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为导向，聚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探索立足中国发展实践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学者在服务国家战略，研究国家重大现实课题中，也在努力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022年，区域国别学被国家增设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上海外国语大学（简称“上外”）目前开设54种语言，其中22种为战略语种，这为开展区域国别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外，上外在区域国别学研究方面起步较早，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阿拉伯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东研究团队，以及在苏联东欧研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欧亚研究体系，构成了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础。
区域国别学怎么建？人才培养如何满足实际需求？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教授孟钟捷3月24日在接受澎湃新闻专访时谈到，人才培养需要立足已有学科基础，采取“补短板”的方式推进，未来更需要探索一个相对均衡的“黄金分割点”，实现多种能力的有机结合。孟钟捷研究领域为德国史、20世纪世界史、国际历史教育比较研究，曾任华东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深耕区域国别研究多年。如今，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校长，他推动学校立足多语种、跨学科、跨文化综合优势，构建区域国别学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主导成立企业出海联合研究院，探索“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助力中国企业高质量出海。
在孟钟捷看来，上外培养的并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外语人才，而是以“外字头”为特征的复合型高端人才。外语能力只是基础，更重要的是服务国家、企业“走出去”，满足外贸、外事等领域需求，培养具备综合能力的人才。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外语学科并未被削弱，反而需要与技术结合，发挥人在文化理解与价值判断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人机协同”实现更高质量的输出。因此，区域国别学人才需要具备“问题意识”，不仅要有提出问题的能力，也要具备质疑精神、批判思维以及与人工智能有效互动的能力。
“大国之学”回应时代之问，需批判性重构自主知识体系
澎湃新闻：2022年“区域国别学”被国家增设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结合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您如何认识该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
孟钟捷：区域国别学需要回应中国作为大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且具备快速反应能力。因此，它更具有鲜明的应用属性，需要及时回应国家在对外交往与全球参与过程中出现的各类紧迫问题。作为交叉学科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国别学也是推动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通过以问题为导向推进研究，有助于打破传统学科边界，成为促进跨学科融合的重要抓手。尤其对于文科院校而言，具有重要的实验与示范意义。区域国别学还肩负着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智慧”的任务。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背景下，该学科需要围绕全球性议题，凝练问题意识、创新研究方法，为塑造未来世界秩序提供理论支撑。
首先，区域国别学本质上是一门“大国之学”。以美国开展区域国别学研究为例，美国在二战后成为世界大国后，为了更好地理解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并据此处理国家关系，推动了相关研究体系的形成。随着中国逐渐走入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同样需要加强对其他国家的系统性认知，包括其历史、现实与未来发展，以及中国与这些国家之间关系的演变。因此，区域国别学应运而生，承担起服务国家对外交流与全球布局的重要使命。
其次，区域国别学的兴起，与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密切相关。2022年，区域国别学被纳入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这反映出高等教育正经历重要转型。传统以单一学科分类推进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适应当今复杂多变的现实需求。跨学科合作与复合型人才培养，则变得日益重要。区域国别学试图超越单一学科框架，在世界史、外语学、国际政治等既有学科基础上进行融合，对一个国家或区域形成整体性认知，这体现出交叉学科的核心价值。
最后，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区域国别学以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为出发点，观察他国发展，思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并进一步探讨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作用及其对世界发展的影响。因此，这一学科不仅是知识生产体系的一部分，更承担着回应“时代之问”的使命，将中国认知、中国视角融入全球问题之中。
澎湃新闻：当前，为了回应政策、战略需求，区域国别学应更注重研究哪些现实问题？
孟钟捷：从区域维度看，区域国别学研究对象原则上涵盖所有国家和地区，但在实际发展中需要有所侧重。首先，中国周边国家应成为优先关注对象，因为中国的发展与周边环境密切相关，周边区域的结构特征具有基础性意义。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国家和地区，也是重要研究重点，这些区域直接关联国家战略布局。最后，“全球南方”作为未来国际格局重塑的重要力量，同样需要持续关注。此外，无论在哪一类区域研究中，大国因素始终贯穿其中。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等，对相关区域乃至全球格局均具有深远影响，因此也是区域国别学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
从问题导向看，区域国别学还需聚焦一系列影响未来世界发展的关键议题。例如，新一轮科技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深刻改变国家治理结构与国际秩序。人工智能不仅对国内社会结构、高等教育体系产生冲击，也在重塑国家之间的关系。例如，围绕芯片与算力的竞争，已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焦点，而算力背后又与能源供给、电力系统及新型基础设施紧密相关。这类技术、资源、权力之间的联动，将对未来国际秩序产生深远影响。
此外，在全球治理层面，诸如教育治理、国际组织参与等议题同样值得重点研究。随着中国日益深度参与全球事务，其在各类国际组织中的角色地位与影响力不断提升。这种参与不仅可能改变全球治理结构，也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关注乃至博弈。因此，中国如何在全球治理中定位自身角色，以及这种参与如何影响国际关系与世界秩序，都是区域国别学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
澎湃新闻：最早关于区域国别学的学术研究可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来说，区域国别学在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方面，如何在现有学术框架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
孟钟捷：区域国别学在西方已发展较久，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框架，中国在推进相关研究时，需要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批判性吸收与重构。从根本上看，中国与西方在区域国别学研究目标与价值取向上存在明显差异。中国始终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因此，中国构建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先注重理解文明的多样性与文化的丰富性。在此基础上，再服务于中国企业和外交“走出去”。通过以问题为导向，在尊重当地法律与文化的前提下，实现中国经验与当地实际的结合，推动在地化发展，最终服务于更加公平、和平的国际秩序。
在具体路径上，构建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一是需要提炼具有中国立场的核心概念。例如，西方区域国别学研究强调“罗马治下和平”，而中国则应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核心概念，并将其贯穿于从古代对外交往、近代反殖民斗争到当代全球治理的历史脉络之中。二是需要通过丰富的实践案例支撑理论建构。中国式现代化已在国内积累了大量实践经验，同时在对外合作中也形成了诸多案例，这些都应成为区域国别学的重要研究素材。此外，历史上诸如对外援助等实践，同样构成重要的经验基础。三是需要围绕国家提出的全球性倡议，构建系统性的解释框架，通过持续研究逐步形成具有内在逻辑的理论体系。
在这一过程中，需特别关注资料基础问题。目前，很多高校在开展区域国别学研究时，主要依赖西方出版社整理的数据库资源，这些资料往往源自殖民时期的记录与影像，其背后隐含着特定的视角与理论框架。因此，仅依赖这些资料难以支撑真正自主的知识生产。这也使得在地研究尤为重要。通过以中国视角、中国关切为出发点，开展系统性的在地研究，可以从历史材料收集与当代现实观察两个层面入手，逐步积累第一手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建设自主数据库。
从“懂语言”转向“懂国家”，探索跨学科融合创新
澎湃新闻：上海外国语大学在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方面，有何最新进展和未来计划？
孟钟捷：上外目前开设54种语言，其中22种为战略语种。这种语言资源的广度，为开展区域国别学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此外，上外在区域国别学研究方面起步较早，构成了学科建设的重要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校形成了两支重要研究力量。一支是以阿拉伯语为基础发展起来的中东研究团队，逐步建设起中东研究所，并进一步牵头成立教育部中东研究联合研究院，同时参与推动中阿改革发展研究中心建设；另一支则是在苏联东欧研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欧亚研究体系，2018年，学校整合欧亚、中东等多区域研究力量，成立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在此基础上，近年来上外围绕学科建设推进了一系列改革举措。
一是，充分发挥语言优势，从“懂语言”向“懂国家”转变。学校提出构建“五文系统”，即从文字、文学、文物、文化、文明进行系统性研究路径。语言承载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思维方式，上外正通过推进语言与思维系列课程建设，强化语言与认知之间的联系。文学被视为体现国家精神气质的重要载体，上外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为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通过文学研究，更深入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心理与价值观。文物是物质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学校依托世界艺术史研究所，参与国际考古与展览合作，例如参与埃及考古项目及相关展览策划。此外，从文学与文物延伸至更广义的包括饮食、服饰等文化层面，再上升至涵盖历史演进与跨区域比较的文明层面，最终构建系统化的认知框架。
二是，不追求覆盖所有国家和地区，而是强调有所侧重、集中发力。上外当前研究重点包括中东、欧亚、欧洲以及东南亚四大区域。这些领域既是学校长期积累的研究方向，也与国家战略需求密切相关。通过深耕重点区域研究，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形成协同效应，从而服务国家整体布局。
三是，打破校内外壁垒，推动协同育人。一方面，打破学科与学院之间的界限，促进内部资源整合；另一方面，强调高校之间的合作。例如，在松江大学城范围内，上外与周边高校联合培养人才，特别是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方面，通过课程互通、微专业、双学位等方式，实现资源共享。上外可以提供语言与区域国别学相关课程支持，而其他高校则提供法学等专业课程，共同提升复合型人才培养质量。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国别学也需要吸纳理工科力量。例如，在研究特定国家或区域问题时，水利、能源、技术等领域的专业人才同样不可或缺。
四是，打破高校与社会之间的界限，强化实践导向。上外近年来已在智库建设与企业服务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整体上仍需进一步加强。由于当前企业“出海”成为重要趋势，学校已经成立企业出海联合研究院，以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为导向，组织教师与学生开展研究与培训。这种模式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与现实需求紧密结合，有助于提升区域国别学的应用价值和响应能力。
澎湃新闻：区域国别学相关学科间是否存在“抢蛋糕”的竞争现象？区域国别学的人员配备和师资力量如何发展，才能更好实现跨学科融合？
孟钟捷：当前，学科间之所以争抢资源，根本原因在于高等教育体系仍然以“学科”为基本运行单位。因此，学科利益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涉及人、财、物配置以及成果认定等多方面。在既有评价体系尚未根本改变的前提下，不同学科之间围绕资源与话语权的竞争，很难彻底消除。不过，在现行体制下，仍可以通过制度创新与组织方式，逐步缓解相关问题。事实上，理工科领域的跨学科融合实践经验，可供区域国别学借鉴。
首先，通过完善人事制度促进跨学科合作。例如，推行校内“联合聘任”机制，明确教师在不同学院之间的职责分配与成果归属。通过合同方式约定教师在不同单位投入的时间比例，以及科研成果在不同学科或学院之间的分配比例，从制度上减少潜在争议。
其次，通过搭建跨学科平台推动资源整合。这类平台可以是虚实结合的组织形态。初期以虚拟形式存在，通过跨院系协同机制整合力量。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实体化，形成专门的研究机构或学院。例如，将具备跨学科研究能力的教师集中到同一平台中，并在人才引进时优先考虑具有交叉背景的人才。同时，也可以通过项目制方式运作，围绕具体研究任务组织团队，按需整合不同学科的教师资源，从而实现灵活协同。
最后，从长远看，还需探索根本性的组织模式创新。未来，大学是否仍以“学科”为基本运行单位有待讨论。一些国际高校已经开始以“项目”作为教学与研究的基本单元，将文科与理工科深度融合。这种模式也为中国高校提供了参考。通过在特定范围内打破传统体制约束，对人、财、物实行更加灵活的配置方式，集中支持具有跨学科能力的团队与个人，或将成为重要的探索路径。
科研与教学的核心始终在于“人”。通过制度机制识别并支持具备跨学科能力的人才，给予更大的资源配置空间，并以团队或项目负责人制的方式推进研究，有助于形成更加高效的创新机制。因此，从大学治理角度看，可以允许多种组织形态并存。一是继续保留以传统学科为基础的学院体系；二是发展以平台为载体的跨学科组织；三是支持以项目或团队为核心的灵活运行机制。在资源配置上，也不应简单以单一学科绩效为依据，而应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学科支撑关系以及团队发展状况，采取更加综合和联动的投入方式。
从补短板到“黄金分割点”，人才培养需满足出海需求
澎湃新闻：学科建设最终还是要看人才培养的结果，以上外为例，外语类大学应如何结合自身特色和优势，培养区域国别学复合型人才？
孟钟捷：第一，将区域国别学的理念渗透到全校各学院，尤其是多语种院系之中。对一个国家语言与文学的理解，是对该国家整体认知的一部分。这种从单一学科向区域国别学视角的转化，是当前改革中的重要突破。因此，学校将语言学习与区域国别学研究相结合，对课程进行重新组织。尽管外国语言文学仍作为一级学科存在，并且是学校的优势学科，但其研究本身已经被视为区域国别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推动非语言类学科与多语种优势的深度融合。学校开设的工商管理、经贸、教育、法学及国际传播等学科，与综合性大学相比可能不具优势，但一旦与多语种能力结合，其国际化特色便得以凸显。因此，改革的重点在于，将多语种能力嵌入这些学科之中，使其在面向国际问题研究时形成差异化竞争力，这同样是区域国别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第三，将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作为核心平台重点推进，承担高层次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在这一平台上，学校通过强化课程体系建设，整合国内外优质学术资源，组建专门团队，并以中东、欧亚等重点区域为导向，逐步凝练具有特色的问题意识。未来，学校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具有上外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人才，在培养模式与研究方向上区别于其他高校。
第四，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垂直模型的建设，探索“区域国别学+AI”的新路径。通过语言模型与区域国别学模型的开发，为人才培养提供新的支撑工具。这一探索不仅是学校层面的创新，也基本与国内一流高校同步推进。可以预见，引入人工智能，将为区域国别学人才成长带来新的可能性。
第五，强调“旋转门”机制的建设，打破高校与企业、政府之间的界限。通过推动学生、教师参与企业“出海”实践以及政府相关工作，将田野调查与实际问题紧密结合，并以项目为载体实现突破。这种实践导向的培养方式，有助于提升人才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
当前，人才培养已突破单一高校的边界。随着优质课程的线上化与共享化，学生成长越来越依赖多校资源的整合。尤其是区域国别学这类国家急需的战略性领域，更需要高校之间打破界限、协同培养。未来的一个重要方向，是构建跨高校人才培养的“集群平台”。各高校基于自身特长，提供优质课程与资源，共同服务国家需求。同时，政府与企业也需要参与其中，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使其在真实情境中提升能力。
澎湃新闻：与区域国别学相关的学科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外国语言学、历史学等多个学科，在人才培养方面，如何将学科训练、语言学习、田野调查等更好地结合？
孟钟捷：理想上，区域国别学所培养的人才，应当具备对某一国家或区域的全方位认知能力。然而，在当今知识高度分化的时代，这种理想状态难以实现。因此，现实中人才培养需要立足已有学科基础，采取“补短板”的方式推进。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才进入区域国别学研究时，往往各有优势与局限。例如，历史学出身的人才具备深厚的历史维度认知，但可能缺乏现实问题转化能力与未来研判能力，因此需要补充国际关系理论、语言能力，以及政策研究与智库写作能力。这种基于学科基础的能力补充，是当前较为现实的培养路径。但仅仅停留在补短板还不够，未来更需要探索一个相对均衡的“黄金分割点”，实现多种能力的有机整合。
在基础层面，区域国别学人才应具备多项核心能力。一是历史维度的认知能力，能够理解一个国家当下状态的历史成因；二是语言能力，不仅包括英语，还应掌握对象国的语言，甚至拓展至周边区域语言，以提升区域理解的深度；三是理论把握能力，不局限于国际关系理论，而是能结合区域国别学自身的理论体系进行分析；四是田野调查能力，区域国别学以问题为导向，强调多层次信息的获取。例如，研究某个国家经济问题时，不仅要关注宏观政策，还需观察商品价格、区域差异以及民众感受等微观层面，从而形成立体化认知。
在中间层面，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成为关键支撑。虽然传统意义上的“百科全书式人才”难以培养，但借助人工智能，可以构建“百科全书式助手”。如果在区域国别学发展过程中，能够推进语言、区域国别学垂直领域模型的建设，人便可以有效调用这些工具，显著提升信息处理与分析能力。同时，研究者在田野调查与实践中获取的高质量语料，也可以反过来推动模型优化，形成良性循环。
在更高层面，则是实践能力的培养。这要求打破高校与社会、政府之间的界限，为学生、青年教师提供更多了解现实问题的机会。例如，通过参与企业“出海”实践，了解企业在不同国家面临的具体问题；或参与政府部门的政策制定过程，理解对外政策形成的逻辑与规范。通过这种“旋转门”的实践机制，可以在真实情境中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
澎湃新闻：在企业“出海”趋势日益显著的背景下，区域国别学在人才培养中如何弥合学科建设与企业需求之间的差距？还面临哪些主要“堵点”？
孟钟捷：当前，企业出海需求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单一语言能力已无法满足企业“出海”需求，必须向“语言+专业”的复合型能力转变。过去，外语类高校主要为企业提供翻译支持，解决语言沟通问题即可。如今，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是更加复杂的系统性挑战。
在投资决策阶段，企业需要了解目标国家的产业结构与产业链状况，所需人才要具备对各国经济结构进行分析、判断的能力。在落地运营过程中，企业需要适应当地法律、税务等制度环境，所需人才不仅要懂语言，还要具备专业领域的合规能力。此外，企业出海还与国家整体战略密切相关，包括产业链布局与对外政策导向等，这也对高校教师提出更高要求，其需具备理解国家战略与现实问题的意识。然而，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也面临若干现实“堵点”。
一是师资能力的挑战。教师如果缺乏企业出海的实际经验，就难以准确把握企业的真实需求。因此，有必要通过“旋转门”机制，加强教师与企业之间的流动与互动，让教师在实践中提升问题感知能力。
二是体制机制的约束。尽管希望推动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但现有教师管理与考核体系，尚未完全为这种跨界流动提供充分空间。一些理工科院校已在探索更加灵活的机制，例如允许教师在校外开展实践或创业，并保留其学术身份。对于文科院校而言，这类机制仍有待进一步突破。
三是经费问题。无论是学生培养还是海外实践，都需要充足的资金支持。因此，高校不仅需要依赖传统经费来源，还需通过服务社会、服务企业来争取更多资源。这也对高校管理者提出更高要求，即通过提升服务能力来增强资源获取能力，从而反哺高层次人才培养。
四是学生“问商”的激发。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当知识获取变得更加便捷时，高校教育的价值需要重新界定。对此，一个重要方向在于强化“问商”。这不仅是指提出问题的能力，还包括质疑精神、批判思维以及与人工智能有效互动的能力。学生只有具备高质量提问与持续探究的能力，才能在与AI协同的过程中保持自身优势。“问商”体现的是一种思维能力与认知能力的提升，它要求学生不仅能获取信息，更能理解问题、构建问题，并对不同观点进行论证。这种能力与区域国别学所强调的“问题意识”高度契合，也构成未来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