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外新闻> 学术> 观点评论> 正文

中国对外贸易40年:稳步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观点评论】 2018-07-24 作者 / 章玉贵 来源 / 第一财经 679 3

语言切换

40年在人类漫长的时间光谱中,只是沧海之一粟。但在中国乃至全球贸易变迁史上,过去40年,世人见证了一个原本处于全球贸易价值链边缘地带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向国际贸易有实力参与者和体系建构者角色转变的过程。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找到了参与全球生产与贸易分工的接口,并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确立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贸易自由化的逻辑框架下,中国如何以适应柔性商业规则为基础,以内生性技术进步为依托,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出口商品附加值,进而稳步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路径是中国对外贸易现在面临的挑战。

设立经济特区,打开外贸大门

1978年,百废待兴的中国,急需打开国门开展对外贸易,在当年2月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发出了“对外贸易要有一个大的发展”的号召,得到了国内最具工业与技术实力的省市——上海的率先响应,其他省份纷纷跟进。当年全国出口额一举达到97.4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28.6%;进口额达到108.93亿美元,较上年增长了51%。尽管当年中国206.4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占全球份额之比只有区区0.77%,但指标意义却十分明显。以进口而言,中国在当年一举签订了宝钢等22个引进先进技术和成套设备的项目,涉及金额上百亿美元,这个数字即便在40年后的今天也有相当意义,何况40年前的美元购买力远远超过今天的美元购买力。这一切表明一个结束动荡、正在起步阶段的大国渴望融入世界经济与贸易体系,渴望通过对外开放缩小与国内先进技术差距的决心。

的确,40年前的中国,尽管经济总量位居全球第九,但整体经济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十分巨大,其差距程度,让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领的新中国第一批系统考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高级代表团深感震撼:受到“四人帮”闭关锁国思想的毒害,中国不仅不知道二战以后世界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而且经济发展与国际社会严重脱节。代表团回国后向中央汇报了所见所闻,提出了不少有价值性的建议。中央开了两个多月的务虚会,邓小平同志以革命家和改革家的勇气作出趋势判断:如果中国继续在近乎封闭的环境中搞建设,不仅无法实现“四个现代化”,还会不断扩大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邓小平同志一锤定音:“不开放死路一条”。这是中国对外贸易格局在40年前发生重大变革的逻辑起点。

只是万事开头难,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基础性条件遭到了严重破坏:根本无法规模化生产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工业制成品,熟悉国际贸易规则的人才更是严重匮乏,从事进出口贸易的企业不仅数量少而且体制僵化,外贸主体缺乏活力,外汇极其稀缺。尽管当时美苏争霸的国际背景有利于中国和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政府与企业做生意,但受制于上述条件,中国在逐步释放外贸热情的同时,也在苦苦寻觅扩大对外贸易的突破口。于是就有了邓小平随后的两次重大外交行动。

1978年10月22日至29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对日本进行了为期八天的访问,对日本的现代化有了直观和深刻的印象,此访直接推动了中日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的突破性发展;而在次年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对美国展开的破冰之旅,邓小平不仅充分展现了他作为20世纪最重要战略家之一的远见卓识,更通过参观美国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坚定了其通过对外开放,缩小中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决心。而创立经济特区不仅是开拓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试验田,更是撬动对外贸易的重要杠杆。

1979年4月,邓小平首次提出要开办“出口特区”,当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出口特区”正式更名为“经济特区”,比照世界自由港区的相关运营模式,以关税减免等优惠措施为手段,通过营造良好投资与营商环境,鼓励外资进入,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引进先进或次新技术与管理方法,以特殊经济政策与管理体制,把特区发展成为外向型经济的桥头堡。闻名全国的“深圳速度”与在全球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深圳奇迹”就是创办经济特区后的直接结果。世人注意到,今天的深圳,不仅拥有全球极为罕见的、完整且高效的制造业产业链,而且以一城之力创造了占全国十分之一的外贸进出口,更是超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支撑力量。

其后,类似的桥头堡不断涌现,其中,尽管时间来得晚了一点但更具国际影响力的超级桥头堡,便是1990年正式启动开发的上海浦东,浦东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留下个数个指标性印记:诞生了全国第一个金融贸易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第一个保税区——外高桥保税区,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等。可以说,浦东的开发,直接激活了上海沉寂已久的营商禀赋与贸易“基因”。

正如经济改革是由一连串的事件组成的一样,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与改革本身也是由一连串的事件组成的,在此无法一一列举。概而言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尤其是通过举办经济特区以及随后的一系列重大开放措施,找到了中国企业参与全球生产与贸易分工的接口。

40年对外贸易的成就

中国外贸在过去40年里的发展成就,显性的表现,是中国在全球货物贸易中的排名由当年的第30位跃升至第1位,占全球进出口比重由当年的0.77%提升到10%;而深层次的战略价值则是,中国通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与不断嵌入全球贸易价值链,推动了由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的升级。并探索以良好的制度设计推动经济的新一轮对外开放,通过优质产能的全球化配置,提供可复制的商业模式设计、金融服务的区域和全球化搭建,以及相关国际协调力和动员力的提升,结合人民币国际化,不断释放经济开放与对外贸易发展的红利,中国也由此构建了更具活力的内外经济联动体系。

从时间序列来看,中国对外贸易在过去40年的发展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的十四大,在这14年间,中国坚持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部分还原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属性,随着外贸管理体制改革,并通过引进国外资金、技术与管理,培育国内企业的制造能力,使得中国得以参与全球经济大循环(即今天所言的全球价值链)。当年著名的“三来一补”尽管在今天看来已渐渐成为历史名词,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于中国分享国际产业转移红利,对于沿海地区出口体系的建立,则具有相当价值。其次,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推进以及国内相关产业对民间资本的逐步放开,大大激活了中国各市场主体长期蓄积的营商禀赋,加工贸易迅速发展,出口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尽管中国对外贸易在全球价值链的获益程度较低,但出口导向的外贸政策还是为经济发展注入了相当的活力。另外,作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的创始缔约国,中国于1986年7月正式向该组织递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制度备忘录》,提请恢复我国的合法地位。这是中国对外贸易改革与发展的1.0版。

第二阶段从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到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这8年间,我国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市场开始逐步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国有企业也在转换经营机制过程中向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方向迈进。尤为重要的是,中国通过加入WTO,不仅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嵌入到国际经济与贸易价值链分工中去,而且通过扩大开放反过来引导国内市场进一步开放,并开始探索构建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中国的进出口规模在这8年间相继越过了2000亿美元、3000亿美元、4000亿美元和5000亿美元大关;外汇储备也从1992年的不足200亿美元跃升至2001年的2121亿美元,增长了十倍。而且更具指标意义的是,中国“入世”,不仅无需再像过去那样每年都要争取所谓的“最惠国待遇”,而且堂堂正正融入了全球贸易体系(尽管这个体系是发达国家主导设计的),中国本就相当完整的制造业体系通过技术进步和贸易价值链的延伸,也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在全球分工的地位。这是中国对外贸易改革与发展的2.0版。

第三阶段即2001年至今。在这期间,中国在不断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逐步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新思路,在全面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中,经济的规模从2001年排名世界第七位的1.3万亿美元做大到2017年的12.7万亿美元,是全球仅有的两个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经济体;中国外贸总额更是达到41045亿美元,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也不断增强。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早在2012年即刊文,认为中国在2012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出口国的成就堪称实现了清朝乾隆皇帝的遗志。

尽管2016年12月,美欧日本等主要经济体在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年之际拒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日本甚至故意放大这种拒绝声音的分贝,但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体的中国,显然已经有了很强的规则适应性,更懂得利用规则,随即在当年12月12日,就美国和欧盟对华反倾销“替代国”的做法,先后提出了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磋商请求,正式启动了WTO争端解决程序。当时连英国《金融时报》都看不下去了,发表社论呼吁美欧日本理性解决与中方的分歧。

今年6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白皮书,在四个方面阐述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是如何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是如何积极践行自由贸易理念,全面履行加入承诺,大幅开放市场,以实现更广互利共赢的。中国在白皮书中还向世界阐述了其作为既有国际经济体系的重要受益者和维护者,坚决维护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地位,并积极争取与有关负责任经济体一道,遵守和维护世贸组织规则,支持开放、透明、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全面参与世贸组织工作。这是中国对外贸易改革与发展的3.0版。

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路径

总结中国加入WTO以来的对外贸易发展成就,可以发现,得益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全球产业转移以及一定时期内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中国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一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积累了巨额外汇储备,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环节取得了相对稳定的收益。中国也被视为全球制造业高、中、低三个产业链均比较完整的少数国家之一。

但是,另一方面,自由贸易,就其本质而言,从来都是伪命题,促进贸易便利化才是各国追求的阶段性目标。如今,在这个依然由西方工业和金融强国主导的国际经贸棋局中,中国通过适应国际贸易规则、扩大贸易规模、提升产品竞争力稳步构筑双边与多边贸易体系,出口商品的附加值也有所提高,出口制造业在产业链的位置逐渐上升。

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入世”以来,在经济实力和全球贸易版图中的地位提升,某种程度上说可谓超出了包括美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预期与实际控制边界,况且一向握有制度优势与傲慢心态的他们,打心底里就很难认同中国的发展模式。甚至,在一些西方人士看来,中国在初步完成工业化和初步建成相对完善的贸易与金融服务体系后,其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的诉求可能不仅仅是一种被动适应,而是基于已有的经济力量,积极寻求参与国际经济话语体系建设甚至重建话语体系,包括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挑战既有国际经贸秩序。

因此,不管中国愿意不愿意,其实都已是既有秩序主导者的高价值战略目标,从战略上围堵中国日趋强大的高端制造业体系,逼迫中国二次“入世”,并将中国的发展态势控制在美国主导的既有秩序框架内,是既有秩序主导者的战略目标。

客观而言,对于一个非常欠缺自主品牌又很少掌握定价权的新兴经济体来说,中国尽管头顶世界第一(有时候第二)出口国的光环,但细细算来,其战略价值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大。以美中贸易结构为例,表面看来,中国是最大获益方,实际上却是不折不扣的打工者。中国对美纺织品出口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只有2%~3%。即便是大宗的机电产品出口也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而且多是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所生产。明眼人都知道,波音、苹果、通用汽车、福特、IBM、英特尔、宝洁、可口可乐等跨国公司才是最大获利者。例如,苹果在华构筑的产业链就凸显中国相关产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尴尬。中国已经成为苹果产业链中最大也最重要的制造基地,但同时,也是最没有话语权的一个群体,因为这个庞大的制造基地的利润率微不足道。苹果iPad价值构成图表显示,最大的两项成本是原材料和苹果自身的利润率。苹果从iPhone获得的利润高到离谱,大名鼎鼎的代工巨头——富士康,仅从iPhone价值链中获益不足2%。

目前中国出口制造产品中相当一部分依然集中于低附加值领域,绝大多数行业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无论是属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还是高技术产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情况:即本土企业由于缺少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创新,盈利水平受到限制和挤压。在一些先进制造业领域,跨国公司通过产品链条内的垂直分工,在中国投资进行较低附加值零件的生产和整机装配,同时进口凝聚技术精华的高附加值部件,大部分利润都被外资拿走了。其结果,就出现了严重的产业空洞化现象,即技术密集型产业没有核心技术,形成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其后果是当国际贸易条件恶化时,会在技术上受制于人。因此,所谓的中美贸易失衡尽管可以简单地从数字上分析,但更应站在价值获益的角度来解剖,显然,美国才是切切实实的赢家。

青山遮不住,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找到了参与全球生产与贸易分工的接口,并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确立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与贸易自由化的逻辑框架下,中国如何以适应柔性商业规则为基础,以内生性技术进步为依托,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出口商品附加值,进而稳步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路径。

中国经济在加入WTO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本身就是中国遵循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秉持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结果。笔者并不否认中国在经济运行中依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国家干预,但包括中国最高决策层在内的市场主体这些年来一直在采取积极行动,以推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机制早日建成与完善。尊重市场规律、敬畏市场、推动自由贸易,已是包括中国政府在内的主要市场主体的广泛共识。况且中国早已是具有相当贸易反制能力以及重构区域乃至全球贸易规则的重要参与主体。后续,中国和上述经济体围绕市场经济地位和维护多边贸易体系问题将展开多轮博弈,包括合作性博弈与被动的非合作性博弈。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作为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受益者和体系的稳定力量,将会在探索构建与主要贸易伙伴之间有效的利益分享机制的基础上,稳步提升中国在全球贸易价值链的地位。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教授)

初审 / 编校 / 责任编辑 / SISU
媒体联络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宣传部
电话:+86 (21) 3537 2378
传真:+86 (21) 3537 2378
邮箱:news@shisu.edu.cn
地址:中国上海市大连西路55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