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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风范 灼灼英华:沉痛悼念上海外国语大学杨小石教授

【名家学者】 2017-11-14 作者 / SISU 来源 / 英语学院、党委宣传部 133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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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著名英语教育家、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杨小石教授于昨晚(2017年11月13日)在上海逝世。

杨小石先生是上外英语学科的创建者和见证人之一,他主编的《英语修辞学》等著作为英语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卓越的探索和贡献。同时,由他录制的许多英语教学磁带等有声教材,成为一代又一代英语学习者记忆中难忘的声音。

斯人已逝,音容长留。上外新闻网特载相关采访手记和影像资料,让我们通过他的自述和对谈,共同缅怀他为英语教育和中国文化传播事业做出的贡献。



关于杨小石

杨小石,1923年生,1948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获学士学位,先后在上海私立华侨中学、上海私立中正中学、上海光华大学、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工作。1956年调入上海外国语学院西语系英语教研组工作,先后任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任、名誉主任。1980年被评为教授、博士生导师。1989年至1991年,先后在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和瓦尔特堡大学担任客座教授。1993年退休。

他曾任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美国文学研究会理事、上海翻译家协会理事。曾编写大学英语专业一、二年级1-4册教材及《大学专业英语精读》《英语水平考试》等。他同时还为多部英语有声学习资料录音。

先生一生留下了众多翻译作品,包括《王孙梦》《干旱的九月》《他的寡妇的丈夫》等,并将《舞台姐妹》《哪吒闹海》《小花》《沙鸥》《孔雀公主》《梅花巾》《候补队员》《特区姑娘》《大庆战歌》《毛孩》《大足石刻》《崂山道士》《大漠紫禁令》《人鬼情》等国产影片译制成英文版,还参与配音工作,推动中国电影走向海外。



【1】

文脉守望:杨小石先生口述

口述人:杨小石

采访整理:高瑞梓、李悦、殷一民

采访时间:2012年12月

采访地点:杨小石寓所


与上外结缘

我本来在军医大的英语教研组工作,到了54年,包括军医大在内的几乎全国范围内的大学英语专业都取消了。因为在那个时候,英语被说成是帝国主义语言,全国的高校都转学俄语了,尤其是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广播电视里都在教俄语。就只有复旦,上外还设置有英语系。所以军医大的人事处找到我,问我愿意调往哪里工作。

我有三个选择:复旦,社科院,还有上外。当时我和上外的一个俄语教授,夏仲翼关系很好。他劝我来上外。他说我是复旦毕业的,在那都是我的老师,我是最小辈的,再去复旦没意思,就换个新环境吧。不过那时候上外还是单语种的俄语专科学校,教育部正在筹划把它变成一个多语种的语言学校。夏仲翼就说,你过来参加筹备工作吧。当时是要建一个西语系,有英德法三个专业。所以我就来上外了。

当时过来的还有一些大专院校的老知识分子,也是因为其他地方的英语取消了过来的。当时的西语系系主任跟我是同届,陈宇明,后来去北京学俄语了。那时候很多人都转学俄语去了,等风头过了才又回到英语。大概58年的时候,全国的高校才慢慢恢复英语教学。

当时的办公地点就是一个二层的小楼,在现在学校的东南角,就是上海外语音像出版社那里。当时估计就只有一二十个教师。那儿是暨南大学留下的建筑,他们放弃了,我们才过去的。

我刚过去的时候学校本来是没有英语老师的,其他几个英语老师也是像我一样调过来的。加上几个俄语老师,成立了一个筹备组。当时我主要负责英语法语。

我们从社会上招老师,英语法语招了一百多个老师。人事处说,只要有一点基础,素质还可以,有可能当老师的,都先招进来,以后再慢慢筛选。当时还没有英语学生,就先把老师的队伍组建好。然后让一些一、二年级的俄语学生转过来学英语,搞了两个班。

1956年,西语系刚开始创办,不过其实也没有特别困难的事,主要是没有图书。当时只有俄语书,没有英语书。所以我们就体力劳动,到那些取消了英语的学校去,用板车把书拉过来,才建立了我们的图书馆。就是从零开始。

当时我只是讲师,主要负责业务工作。当时招进来的英语老师,筛选到后来只剩不到二十个。当时英语班已经开起来了,也就是西语系已经差不多成立了,所以需要一个学术上比较有声望的人来负责。方重本来是在复旦的,然后就调过来了。他做了西语系最早的系主任,下面有英德法三个专业。



看着上外,怎么说呢,就是从无到有,慢慢的看一个学校成长起来。可以说来上外还是来对了。后来我是英语专业的副主任,没有正主任。过了一两年,教育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很多学校并过来了。像上海第一师范学院,他们那边的英语取消了,所以老师和学生都过来了,他们的英语主任来做正主任了。他们并过来的人占多数。本来我们只有一年级的学生,他们师范学校的学生过来是二年级的,成了我们第一届的(英语)毕业生,60届。这一批学生很好,到现在我们还保持联系,感情很好。后来他们很多去做老师了,在各个大专院校,还有去中国旅行社啊,上海市外办啊,在上海的影响比较大。

后来,在国家教育部的领导下,我们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去美国参观访问。教育部外语办的一个负责人带队,还有高教司司长。我们去美国,主要搬回来几个大的考试像TOFEL, GRE, GMAT,我们主要去的是Princeton,就是ETS(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的大本营。那是1978、1979年。那时是教育部的领导、许国璋和我们一起去的。我们还去日本考察过那里的英语教学。

由小说转向翻译

那是在解放前后,多少是因为当时的大趋势,大气候。我因为留在上海,感觉到既然自己不走,就应该向组织靠拢。所以就去了二军大。二军大的前身是第三野战军人民医学院。当时觉得,我们作为从旧时代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对新事物了解的很少,那国外了解的就更少了。随着我们队新社会的了解,我们就想让国际上也知道我们中国发生的变化。因为当时国际上有很多怪论,像什么“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各种威胁论啦。那时候国外的correspondence没有讲述中国的变化的。所以我就想以小说的形式描述下来,表现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变,从受过旧社会的教育,到慢慢接受和适应新社会。就是想把当时真实的中国介绍给世界。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直接用英语写小说,可是那时候气候不对。写这种东西,第一不可能出版,第二也不敢出版,就算是描写新社会的小说也不敢,所以才从小说转向了翻译。

那时候写小说花了很多功夫,写了四五年,差不多每天天亮就写,终于写成了一本小说,可是到文化大革命时期都烧掉了,是很心痛,但是没有办法。当时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我们也就只好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那时候老舍都出问题,更别说我们了。

当时写小说辛苦是很辛苦,可是收获很大。在语言方面提高很大,每天写,守着打字机,碰到什么情况,这种情况用英语怎么表达,都要熟悉,这为后来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很坚实的基础。

后来转向翻译了,很多翻译工作也是在文革期间完成,不过还比较顺利,除了一些小说被烧毁,没什么困难,因为我选择翻译的一些书还是比较左,出版社也比较欢迎。当时我主要给《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翻译东西,那是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刊物,主要介绍中国文学作品,不知为什么后来停刊了。

最近还应人所托翻译一些昆曲,不过我自己对这个倒不太有兴趣,我还是喜欢现代小说。



电影翻译工作

杨小石教授在七十年代将大量中国电影翻译成英文,介绍给外国观众,并自己进行配音工作。

后来还主要翻译了电影,像《舞台姐妹》《闪闪的红星》,好多。都是当时最“红”的电影,是中宣部跟文化部选择的,派给我们的任务,都是一些最得意的,政治挂帅的作品。像81年中国打排球得了奥运冠军,拍了一部电影:《沙鸥》。

电影翻译有时候是任务,不一定有趣,我们没有选择权。给电影配音的时候,全套都做。你看我现在还摆着一面镜子,原来在写字台上,是用来练口型的,自己念中文,翻成英文了,再看跟中文时间是不是对得上,是开口结束还是闭口结束。原则总要是‘意思不走,口型要对上’。这是翻译本子的一步。翻译工作我们全套都做,从翻译到对口型,到配音谁去,什么角色,从老师学生里找,都有。

我配的角色大多都是老头。在闪闪红星里面我就是配老头,在《春苗》,那时候不是说是“四人帮”的电影,“大毒草”,我在里面也配老头。

选的题材不见得受外国观众的欢迎,因为都是写政治性的电影。译好了,就放在各国的中国大使馆,领事馆,到了国庆节,春节,招待各国的使节,就在那种场合放。

主要从事电影翻译,自己也有选择性的翻了一些英翻中的文学,像《王孙梦》《还等待什么》等。因为我原来是想写小说的,写不了就转到翻译,所以我喜欢搞文艺的东西。

翻译的底蕴

主要基础是要看的广,学习一些词语怎么表达。看文学作品就要看近代的。刚才说看莎士比亚的喜剧是为了知识性的目的,学习语言还是要看现代的。像海明威,福克纳的。我们曾经教学上走了一点弯路,学生看了很多狄更斯的,那都是过时了的语言,《简爱》《咆哮山庄》,还是有点老,要看新一点的。

还有就是翻译要比较合乎所学语言国家人民的表达习惯。当时也挺有意思的,翻译《闪闪红星》的时候,翻译剧中人物台词,碰到一个大问题就是:对于里面像老头,农民那样的角色,如果翻出来很标准的英语,语法一点不错,那么人家外国观众要笑掉大牙。你是个农民出身,没有多大文化教育,说话开口像一个牛津剑桥的学者,就不行。你看,外国的劳动人民,说话不讲究语法,只要合乎习惯就这么用。但是你翻得口语吧,国内搞英语的人又挑刺,说给劳动人民抹黑。两难。

这就涉及到一个语言学的应用问题,很重要,怎么理解呢?一个是从传统的修辞学来说,修辞学把篇章分成四大类,说明,叙述,议论,描写。社会语言学还有一个“语域”,就是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这两个要处理好。从用的语言的层次看,最上面是正式的语言,再来是非正式,再来是口语,按用语言的习惯而不考虑语法,再来就是俚语,再来就是行话,搞哪一行就有专门的词汇,表达方法。

那么怎么样来摆平这个?怎样的语言合适?就是要考虑主题、场合,严肃还是轻松?观众,也就是什么人听,对象不对就不行。所以三方面都摆平是一个很难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社会上很多看到的英语翻译是很糟糕的,像有的英语的产品说明书很吓人。

汉译英对汉语的要求也蛮高的。小时候国文不太好,后来就动笔呀,多写一写。一个多看多吸收 一个多看多写,没别的办法。

怎样阅读?

名著不要普遍的读,要有选择的读。有的东西是不得不读的。学英语,对于所学的国家的文化应该有一定基础。比如,如果是外国人来学中文,有的作品他就不能不读,如果他不知道三国,水浒,聊斋,红楼梦就不行。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有的作品不能不读。

对于中国人来说,可以通读圣经,这不是为了宗教目的,而是为了语言目的。英语的文艺作品,报刊等方面,你看有多少典故出自圣经,没读过,你就不知道这话哪来的。像在中国,有些话说‘既生瑜何生亮’、‘英雄所见略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都出自《三国》。

英文的典故则大多都出自《圣经》《莎士比亚》,所以要通读,你才知道这个情景是出自《罗密欧与朱丽叶》,那个是出自《哈姆雷特》。

莎士比亚的主要喜剧悲剧都要看,是必读的。还有《伊索寓言》应该通读,《阿拉伯之夜》(《天方夜谭》)必须应该读。如果不读,对于它的文化就缺了一块。”

还有一点,还要广泛阅读,我在念大学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当时复旦在重庆。图书馆收集的书很精,但量不大,我在那里就一本本都借出来,能看的看,不能看的换掉,天文、地理、心理学、医学,都要看。

侦探小说也没害处,看的时候一天一本。开始还要查字典,后来都不查了。

我父亲*是在法国留学,在法国瑞士呆了16年。他当时还是北平艺术学院(中央美院前身)的校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也担任了中央音乐学院校长。不过我艺术不行啊,音乐也不行(笑)……

* 杨小石的父亲是音乐教育家杨仲子先生,曾任国立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前身)院长。

回望和展望

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是说出产品最多的时候(壮年)因为“文革”荒废掉了,那时候读书无用。其实我还是喜欢写东西,教学还是次要的,自己喜欢做一些实际工作。那时候也有编教材,弄了好多教材,因为没有只好自己编。

我现在我来来回回去美国,在这住的也不是很久,所以家具也比较简单。你看那老式录音机,现在修都没地方修了。我老式的原版磁带都没法放了,挺可惜的,我从英国带回来的。我现在已经放弃了买书的习惯,文化大革命把我的好书都抄走了。那时候还被关了8个半月,就关在现在的外语音像出版社楼上的小录音间里,睡觉都睡不直,要睡对角线。和我一起关的还都是挺高级的人物,像院长啊什么。后来查了都没事,还是放出来了。

我有一件非常遗憾的时期,就是我从1958年开始,从事电影翻译,我的业余时间都放在了这里,什么教育片,旅游品,故事片,反正多多少少有个100部。可是现在这个行业好像死了。翻译出去的,字幕有,可是有声的没人做了。这还是觉得挺遗憾的。现在电影翻译制品厂等于是名存实亡。

翻译的质量要好,关键是你选得题材也要好。上海美术制片厂找我,说要翻译《宝莲灯》。他们当时野心勃勃,因为当时好莱坞弄了个木兰从军(动画片《花木兰》,得了奥斯卡,这对上海美术制片厂刺激很大,说我们中国的题材怎么外国人拿去得了奖?就选择了《宝莲灯》拍,但这个不一定对外国的口味。他们想弄出来卖给迪斯尼,结果迪斯尼没要。可是我已经把这个本子翻译好了,对口型什么的都弄好了。结果迪斯尼没要也没弄。很多还是不错的片子,结果没人做。好多电影的视频也难得看到了,像《闪闪的红星》《舞台姐妹》什么的。

现在的上外人可能跟我们学英语的动力有差别,偏实用。这跟出路有关系。我们那时候都是国家包了,最早的时候是工资48.5元。不过我们还是觉得,作为一个外语工作者要少一点浮躁 多一点认真地精神。那么,扩大知识面,扩大词汇量,改善表达能力是分不开的。举个例子来说,心理学,比如弗洛伊德,要看英文的。医学也要看一下比较通俗的方面。  还有一点,要给你一个翻译任务的话,一定要认真要做功课,不能说我从字典里拿出来就行了,这样是非常不专业的。给你纺织业方面的材料,你就要去了解这一方面。给你医学方面的,你也要注意表达方法。现在社会上一个大毛病就是做翻译不做功课,像旅游点啊,电视剧啊,翻译出来吓坏人,包括药上的说明书,翻译出来真吓人。



【2】


中西合璧,文化使者

——杨小石教授访谈录


采访人:徐文文、蓝茹

整理:蓝茹


采访人:杨老师,谢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能否请您先谈谈您小学和中学的经历呢?您很早就开始学英语了吧?

杨小石:也说不上。因为我爸爸早年到法国、瑞士留学,妈妈是瑞士人,家里常常用法语。我小时候在北京上的是法国人办的法语小学,读的都是法国小学生的课本。毕业后,我父亲觉得我中文不好,中学就让我到北京的一个教会学校,叫育英,在北京我们这个中学可以算是第一块牌子,是最好的中学。当时有两个教会学校成绩最好、最突出:一个是育英,一个汇文。在育英,我是个奇怪的学生,上国语课我退了三级还是跟不上,但是我的英语是跳级上初一的,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我中学毕业。那时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外国教师,上课也说不上什么方法,就是分析课文,有时候要背一些出名的、不太长的散文,还有一些出名的演讲,比如美国林肯的演讲。学外语我是赞成背的。后来我念到初三就没有什么英文可念了。我高一时英文都念完了。当时的副校长人很好,是个美国人,他个别教我英文。一个礼拜到他家里去二三次,让我读小说、读名著,还让我写读书报告什么的。实际上这种方法算是让我念大学了。后来我们副校长给我担保,要保送我到燕京大学。可是之后日本占领北京,燕京大学合并在成都的西北联大。于是1943年离中学毕业两个月时我去了内地,到了那时的国都重庆,投奔我父亲。他本来在北京,最后一个职位是北京艺术学院(现在中央美院的前身)的院长,跟画家徐悲鸿一样。“七七事变”一爆发,我父亲说日本人安排的差事一律不干,就一个人到了重庆。后来我看同学们很多都不来上课了,都离开了北京,我也下决心去重庆,找我父亲。那时我们家还在北京,我是独生,没有兄弟姐妹,就母亲一个人留在北京。到重庆后,我就考进了复旦,当时(复旦)在重庆的远郊,在北碚。

采访人:您当时大学里都开什么课程?您所有课程都是在重庆读的吗?

杨小石:不是。我最后一年是在上海读的。抗战胜利后,1945年底复旦迁回来时,我就回来了。我开始念政治系。那时候我觉得我英语不发愁了,就不念英语了,念个不同的。一年级的学生上文科、理科都是共同的修,课程比如说哲学、历史、三民主义,逻辑学,选课算学分。但政治系念得实在没味道了,就转到外文系去了。共念了一年政治系。我们那时候念书有大一英语、大二英语,三年级、四年级就读英诗,英国散文,英国十八世纪文学、英国十九世纪文学、美国二十世纪文学等,有些课是必修的,有些课你选了算学分。那时候抗日战争生活非常艰苦,我们在嘉陵江边上,房子都是用竹子搭的,表面糊些烂泥,上面弄个顶,弄些瓦,墙跟屋顶还有空隙,冬天就呼呼漏风。墙壁上也就刷些白泥巴。洗脸水是从嘉陵江挑的江水。一人发一块明矾,泥沉下去了,才可以洗脸。而且臭虫成灾,学校每个月都会把床放进大铁锅里面煮一下,可还是不管用。图书馆里有几个大煤油灯,比自己宿舍的灯亮很多,每天晚上大家就站那排队等开门,六点图书馆一开门,大家就拥进去占位置。

采访人: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课呢?哪些老师是您最喜欢的?

杨小石:我做学生的时候有很多好老师。我们当时的系主任特别严格,他给我们上的课是非常好的,(他)叫全增嘏,教西洋哲学史这样的课程。林同济是教散文的,也教西洋政治史。我喜欢上戏剧。戏剧老师是我们那时候的大名人,戏剧家洪深老师。他只是上课,没教我们表演。我们上课看剧本、写报告。他就跟我在中学的时候那个副校长一样,叫你分析一个角色,或者是对故事进行分析,或者对主题思想进行分析。

我在念书的时候最喜欢的一个老师姓徐,徐宗伯,是个福建人。他是怎样的一个背景呢?是复旦大学上个世纪初的第一批毕业生。肥头大耳,穿长衫大褂,剃光头,完全不像教英语的样子,像说相声的,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人。我从他这得益很深,他特别严格,写篇作文拿回来改得都成大花脸;人也挺怪,纯粹书呆子式的人物,手不离卷。那时我们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复旦在重庆的远郊区,放假了,我就坐在嘉陵江边上,看着徐老师从石头台阶上下去做渡船过江。我说徐老师你出去散散步啊,他说是啊。我说你到哪去?他说我想随便走走,走到成都去。真走,拿个书包装几本破书,拦到一个农民的牛车,躺在稻草上,一边念书一边哼。中国诗他也念也哼,英国诗他也念也哼,然后就这么两个月去成都又溜达回来。

他的笑话还挺多的。重庆夏天非常热,他就在马路边上找个小的河沟把毛巾弄湿了,搭在光头上,穿着长衫,拿着一把大芭蕉扇,穿双布鞋,像济公似的。结果有一天徐老师没来上课,他们说给宪兵队抓去了。说他头上带个白毛巾,在乡边路上走,是为了给日本飞机轰炸打信号。后来校长去把他保了出来。到上海以后他每个周末坐火车去杭州,带本书,到玉皇山上的茶馆看日出。

采访人:您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

杨小石:我从复旦毕业后通货膨胀很厉害,为了糊口,单做一个职务不够,我有三个职务,一个是在国防医学院教公共英语,还有一个是光华大学英语系(后来并入华东师范)当助教,也是教学生外语;然后在一个中学里面教两个高三班。中学里面待遇好,发东西,发食物,如米、油,受通货膨胀影响小一些。

我后来在报上看到第三野战军在解放日报登的广告,社会上的知识分子愿意来参加革命工作的欢迎来报名,我就去报名了,之后就到二军大,那时候是第三野战军人民医学院。54年,55年,二军大取消,英语课都停开,不要开设帝国主义语言,要一边倒学俄语。54、55年一般的学校那时候都不学英语了,只有复旦还学。二军大的人事处就找我谈,给出几个选择:一个是去复旦,一个是去社科院,一个是去外语学院。那时候我在俄专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夏仲翼教授,他说外语学院的西语系是新开的,很有盼头,有前途,有奋斗目标,咱们一块去外语学院吧,复旦不少我一个。那么我就这么来了,来的时候刚好是要从俄专转到外国语学院,那时人事处的是周一光,校长是涂峰,他们叫我来参加筹备工作。那时西语系含英德法三种语言。西语系最早的系主任是方重,分管三个教研室,英语教研室,俄语教研室,德语教研室。那时英语教研室我是头,法语教研室是董寿山,德语是李晓。当时做筹备工作的时候我负责面谈录用社会上的教师。经过我手上有一百多个教师,法语我也进行面谈的,德语我不会,所以英语法语我都管。那时人事处、校长也说差不多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可能的教师我们都吸收进来,之后的事进来再说。

采访人:杨老师您那时候给本科生上什么课呢?

杨小石:我上四年级翻译课。那时候我们外语学院是比较领先的,61、62年,给学生不是一本书,是上一课给一课,后来订在一起,一本教材故意拆开,不让提前看,老师挺严格的。当时是费了很大力气编了这教材,现在一本都没有了,我也没有,图书馆也没有。任课的每个老师,国家教委下面的领导,组成一个教研组在里面编,叫《英语》这个教材。我们编了许多教材,有统编的,还有四年级的7、8册。那时候有一套是用的许国璋的一、二年级四册,5、6册是南大,7、8是我们编的,我们和复旦。

采访人:是什么促使您走翻译方向?

杨小石:其实我本来爱好写小说,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个作家写小说,用英语写,面对国外的读者。因为解放前后这段时间外国记者都没有了,中外有很大隔阂,外国不了解中国,那时候苏联叫“铁幕”,外国都不了解解放后的中国。那个时候在国外的一个说法说是苏联是“铁幕”,中国是“竹幕”。我的理想就是介绍新中国的情况,用英语来写小说。那时我真是下了功夫,解放前后差不多有四年多的时间就是早上抹黑起来写到晚上半夜,一天就睡四个多钟头。用英语写了差不多四百多页小说。那时候没地方发表,这个稿子就一直搁在那儿,搁到文化大革命时,我心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结果都烧掉。

那时写小说很危险,要表达自己的言论还要反复斟酌,所以没法写小说就转到翻译方向去了。我没留过学,没出过国,就是低着头写写写。创作不能发表我就发表译稿。给《中国文学》翻了许多东西。我主要是搞中翻英。英翻中也搞,是次要。

科技、教育、美术,故事片,长篇短篇各种文体的都有。那时是五十年代末大跃进的时候,最早翻的是《聂耳》,后来搞了一个比较重磅的东西就是《舞台姐妹》,当时一个很有名的片子。《舞台姐妹》后来拿到中美飞机航线在飞机上播放的。我们搞了很多,还有《沙鸥》,关于打排球的。当时也把中国电影的剧本翻译成英文,然后配音。这件事很难的。我镜子现在还摆在书桌前呢。念中文剧本,按中文翻英文然后看(镜子里)口型还对的上吧。我刚开始搞电影的时候非常有意思《闪闪的红星》里我给老头配音,导演说我笑得不像,我就从译制片厂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反复练习那个笑,路上总被人当精神病。后来导演说我笑得很成功了。

最近我翻译了几部昆曲,完全押韵,但是数量不多。都是押韵的,一行对一行,这个难度非常大。我作动画片也有两三部是押韵的。我现在觉得可惜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当局不是很重视译制文学作品出口,特别是电影、电视剧,我觉得这些也是大有可为,但这个行当好像是死掉了。现在像张艺谋有些大片呢它们也到国外去放,但他们字幕就不知道是什么人给做的了。我现在对于这些很不乐观。现在除了是上海台、北京台报新闻的这些英语是过关的,平常的各个台一出英语就错。

采访人:杨老师,您对我们年轻老师有什么建议?

杨小石:薄弱环节是中翻英,还有就是完全用英语写。另外我觉得学校老师应以教学为主,但不能否定科研。我们的外语工作者看多少书我心里没数,我做学生时条件差,图书馆书不是很多,整个图书馆的英文书我都借出来过,阅读量相当大。一本长篇小说看三四天,记得《外交家》就一本,大家抢着看。我一拿到手,就熬夜看。有时会记记,多数的书都是很快看完,特别好的书有时会再看一遍。不管怎么说阅读量要很大。现在学英语,有几本书非看不可,跟西方文化挂钩的,《圣经》一定要看,新约、旧约都看,因为许多典故就是这里出来的;《天方夜谭》《伊索寓言》必须要看,莎士比亚的作品也一定要看,这是知识的问题不是语言的问题,非常多典故都是出自莎士比亚,就像中国典故许多出自三国,什么“英雄所见略同”都是三国出来的;希腊罗马神话也要通读。没有这些就是缺少文化。

现在除了上课,还有科研。搞外语工作,与社会怎么挂钩?怎么做贡献?我们的方重先生就做得挺好。杨宪益、王佐良这些人也做得很好。要把外面好的东西介绍进来,还要把我们自己好的东西介绍出去。现在看来,介绍出去比较难,要好好做这方面的工作。

采访人:非常感谢您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情况,谈了这么多您的经历。祝您健康幸福。


【3】


他有一套独特的学习外语方法

——记杨小石教授


施行


杨小石是上海外国语大学资深老教授,是我老友,也是我的师长。他今年96岁,不幸于2017年11月13日因病与世长辞。

上个月14日我与老伴特地登门到他在上海汶水路的寓所看望了他。并请他为我的诗歌《玩年赋》录了音,他铿锵有力地朗诵:“玩年靠文学熏陶,生命靠激情燃烧,身体靠健康保障,信念靠理想塑造。”这声音久久在我耳际回旋。临别时,他一定要把他儿子从澳大利亚为他带来的金枪鱼罐头送给我们。今罐头还在,而人已去楼空,呜呼哀哉!

杨小石精通英法两种外语,他不仅蜚声中国外语教坛,而且在中国影片中翻英方面,也做出过杰出的贡献。

我与他的认识是在1974年当我从洛阳调回母校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的时候,那时我与他只能说是一般的接触,谈不上有什么深交。近年来,他从美国回来以后,我们见面机会多了,交流也多起来,他也喜欢到我家中聊天,谈了许多自己有趣的人生故事。

杨小石没有留过洋,但是他是踏踏实实地做学问,他擅长中翻英,尽管也搞英翻中。他为《中国文学》翻了许多作品,所翻译的文体比较广泛,有科技、教育、美术、故事片,长短篇小说等。由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国家对个人知识产权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和保护,译者都不署名,所以也没人知道他到底都翻译了哪些东西。他先是翻译了电影《聂耳》,又翻译了《舞台姐妹》,再后来,还翻译了电影《沙鸥》,据说《舞台姐妹》还在中美航线的飞机上播放了很长时间,颇受欢迎。当时搞这些翻译工作没有分文报酬,甚至自己还要贴饭钱。这在现在的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说来也很有趣,他不但把中国电影的脚本翻译成英文,还为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配音,配音其实是件很难的事。他一边念中文剧本,一边将中文翻成英文,还要看着摆在桌面上的镜子对口型。刚开始为《闪闪的红星》里的老爷爷配音,导演说他笑得不像,他就从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反复地操练那个“笑”,路人把他当成神经病,结果后来导演说他“笑”得很成功。

他退休之后还在做一些翻译工作。他翻译了几部昆曲,讲究押韵艺术,一行对一行,难度相当大。他还为其他几部动画片做翻译,也是讲究押韵的。这些年来,他觉得国家对文学作品译制出口事业重视不够,电影和电视剧走出国门的问题没有放到应有的重要地位。

1943年他到重庆之后,考进了当时搬迁到北碚的复旦大学。那时复旦大学可谓是名师云集,教授阵容强大。有全增嘏,教西洋哲学史的,他是浙江绍兴人。家学渊源,对中国经典与国学有深厚基础,并接触外国科学与学术。有林同济,教散文,同时也教西洋政治史的,他是福州人,他在现代中国思想史中,通常是与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联系在一起的。有杨宪益,教翻译的,他是天津人,祖籍安徽盱眙(今属江苏省淮安市)鲍集镇梁集村,中国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诗人。他曾与夫人戴乃迭合作翻译全本《红楼梦》、全本《儒林外史》等多部中国文学名著。有洪深,教戏剧和表演的,他是江苏武进人,中国电影戏剧理论家、剧作家、导演。杨小石很喜欢洪深老师,他觉得洪老师很像他在读中学时的一位美国人副校长,教他们如何学会分析,如何分析角色,如何分析剧情,如何分析主题思想等,他听得简直着了迷。在重庆念书时,他还特别喜欢的一个老师叫徐宗铎,是福建人。徐老师是复旦大学首届毕业生。说起徐老师,还真有不少趣事。徐老师那模样长得完全不像是个学洋文,教英语的先生,他剃光头,肥头大耳的,身着长衫大褂,脚穿布鞋,倒像个说相声的,是一个十分有趣,但又有点怪异的人。

记得有一次放假了,杨小石正坐在嘉陵江边看书,瞄见徐老师缓缓地从石阶上走下来,要乘渡船过江去。杨小石便迎上去跟他打招呼:

“徐老师,您出去散步啊?”

徐老师答说:

“是。”

他接着问:

“看您这样子,是要远行啊?”

徐老师说他想随便走动走动,走到成都去!说着,他就缓缓前行,没过多久,他拦下一辆农民牛车,爬了上去,赖洋洋地躺在稻草上,晒着阳光,从破旧的布袋里掏出书,边念边哼,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徐老师读中国诗是边念边哼,读英国诗更是边念边哼。他居然就是这么样躺在牛车上,一路上边念边哼着诗歌去了成都。

两个月之后他又溜达了回来。关于徐老师的笑话还有不少,重庆夏天非常炎热,徐老师就在马路边上找个小水沟把毛巾弄湿,搭在光头上,穿着长衫,拿着一把大芭蕉扇,穿双布鞋,活像济公似的。

有一天徐老师没来上课,听说被宪兵队抓走了,因为当时他头上放着白毛巾,在乡边路上走,被认为是给日本飞机通报信号的。后来还是校长去说情,才把他保释回来。

就是这样一个徐老师,对杨小石的影响特别大,每篇作文退回来时都被改得大花脸,徐老师严谨治学使杨小石获益良多,一生难忘。

在重庆读书的时候,杨小石经常“逃课”,是因为有些课太乏味了。他经常是一早径直到图书馆去借书,然后抱着一大摞书去泡茶馆。尽管当时图书馆的藏书很有限,可以说,馆藏的每一本书他都摸过,这倒不是说他把里面的书都读遍读透,借出来翻一翻,好看的,就看下去,不好看的,就当天退还。他书读得很杂,几乎什么书都看,而且看的都是英文原版书,有天文地理,有化工建筑,有音乐美术,有诗歌散文,但是数学书他是绝不问津的,因为他对数学一点兴趣也没有。

由此可见,他在大学的课程是自己选的,是一种具有相当大弹性的课程,他的学习方法主要靠大量地阅读,读英文原著,读自己喜欢的东西,以此来汲取知识养料。这也是他后来成为语言大家的一个窍门。

抗战胜利后,复旦大学迁回上海,他也跟着回到上海。


【4】

2012年,杨小石先生九十华诞之际,上外英语学院院长查明建教授曾赋诗一首《庆贺杨小石教授九十华诞》,勾勒他为英语教育事业贡献的一生,代表着上外师生对杨先生的无限敬仰,全诗如下:

查明建

九十春秋不寻常,苦心孤诣成大家。

绚烂至极趋平淡,坐看桃李满天下。

旦夕复夕伴诗文,志存高远气自华。

嘉陵江畔连烽火,寒夜把卷剪灯花。

耕耘上外四十载,奠定基业起大厦。

循循善诱感人深,春风化雨育英华。

金石美音传中国,万千学子叹优雅。

更有幕后英雄业,字斟句酌众人夸。

城南旧事王孙梦,空谷芳草映小花。

舞台姐妹牡丹亭,中华佳作译英法。

高山巍巍流水长,一代名师兼译家。

虽不能至敬仰重,万千心意相期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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