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一楼门厅，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风采展示栏。二排左起第一个。中等身材，40岁左右。蓝白相间的T恤，蓝条纹泛白，衣领有些皱。表情有些严肃，带点羞赧。束定芳，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3年9月，我开始在上海外国语大学读语言学专业的研究生。当时修过束老师的《现代语义学》。现在，我还记得《现代语义学》第一节课课前一个师姐说的一句话。早上8点上课，一号楼408室。我知道学期第一门课人会比较多，特意提前了一点到教室。教室还是满了。我只好从隔壁拉了一把椅子，按顺序坐在走廊上，看看自己的位置，已经靠近门边。看表，7点45分。发现身边坐着二年级的师姐，搭讪。

“怎么，您一年级的时候没修这门课？”

“修过了。”

“那这次是……？”

“再听一遍。”

“嗯……？”

“束老师每年讲课的内容都有很大变化，过来听听，了解一下语言学的最新情况。” 我后来重复听了束老师几门课，验证了师姐的说法。束定芳，“上海市高校优秀教师”，“教育部高校优秀青年教师”，“上海市曙光学者”。

2006年12月，束老师任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处处长。上任没几天，学校开始着手“十五”期间“211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的准备工作。用束老师自己的话讲，当时面临的情况是“时间紧、头绪多、要求高、情况不熟悉”。事后看来，还有一个词形容他这段时间的工作，“事必躬亲”。一方面，他需要帮助校领导谋划整体方案，协调各个部门，同时，由于岗位调换等原因，科研处人手不足，处里相关人员各自负责的事情已经很多，无暇抽身。束老师需要自己收集资料汇集材料写总结报告排版打印复印装订联系各部门召开会议协调任务…… 事后，谈起当年验收这件事，束老师说，“我们经过5个月的辛勤工作，圆满完成了任务”。淡淡的“辛勤”一词到底包含了多少滋味，恐怕只有当事人知道了。束定芳，美国富布赖特奖学金、英国学术院王宽诚奖学金获得者，中国认知语言学研究会长。

2007年，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办公室离束老师办公室不远。经常经过束老师门口。礼拜一到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七。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下午五点到晚上。很多时候，我认为束老师分不清楚上下班的时间界限的。或者他的时间不适合以工作、休息为界限来切分。如果把他行政工作、教学看作一部分，把备课、科研、审稿等活动看作一部分，他的时间切分可能大致和我们上下班相吻合。后来听大家议论，我们早上到办公室开始上班叫“到岗”，下午下班叫“离岗”，很多人说束老师是“驻岗”。束定芳，上海外国语大学科研处处长。

2006年12月，国际著名学术期刊《应用语言学》刊发一份书评。书评称“该书在国内外最新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外语教学进行了全面调查和深入分析，……为外语教学改革提供了思路和方向”。王宗炎先生以九十高龄亲自为该书撰写书评《为开路先锋喝彩》。北大胡壮麟教授在“亚洲英语教师论坛”上，称该书“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外语教育实际问题的专著”。四川大学副校长石坚教授称该书为“国内对中国外语教学现状最系统、最深入、最有创见的研究。”该书出版后，全国有数十所高校外语教师人手一册，作为外语教学改革的重要参考资料。这本书就是束老师的著作：《外语教学改革：问题与对策》。这是他10年内出版的第6部著作。10年间，他还发表了100余篇论文，先后承担教育部高校优秀青年教师资助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上海市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等多项科研课题研究。科研成果数量的背后，另外一个数字同样骄人。根据CSSCI中心统计，束老师著述近年来被引用400余次。束定芳，《外国语》主编、编辑部主任。

现在，束老师承担行政工作的同时，一如既往地育人教书、研究著述。抖掉所有的光环，束定芳，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宫同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