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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 章玉贵:把准独特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长机理与发展脉搏

【观点评论】 2019-06-05 作者 / 章玉贵 来源 / 第一财经 815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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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正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似非理性实则蕴藏国家竞争策略的贸易保护主义所绑架,进而面临新的增长不确定的微妙时间窗口。作为独特新兴大国,中国如何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与发展定力,继续引领新一轮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秩序变迁,尤为重要。


中国对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自去年3月以来,全球经济的最大变量源自全球第一经济大国,而这种变量,并非来自于经济学意义上的内生与外生变量,而是个别领导人的政策偏好与强烈的预期不确定。


对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言,中国经济在去年取得的6.6%的增速,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30%的增量,且这个数字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经过测算得出的结论。就在上个月,IMF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中国2019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至6.3%,比1月的预期上调了0.1个百分点。中国也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被上调经济增速预期的国家。而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亦显示,得益于税收改革、有效的财政政策以及相关旨在促进消费措施效应的表达,一季度中国取得了6.4%的经济增速,这个成绩超出了预期。正如经合组织(OECD)负责人日前所说的,增速尽管放缓,预计中国经济仍将在今明两年保持6%以上的增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持续追赶发达经济体。经合组织甚至在不久前发布的《中国经济调查》预测,到2030年,中国在世界GDP中的占比将高达27%,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将超过OECD国家。


中国改革开放在没有现成参照系的情况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有的相关研究表明:中国在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的许多成功探索,不仅部分改变了既有经济学的一般结论,而且正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主题与关注焦点。例如,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某种意义上印证了渐进式改革的可行性与合理性,以及提炼出了转轨国家产权改革的逻辑。中国的改革让世人明白,尽管产权明晰非常重要,但并非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唯一安排,也不是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产权制度是一种内生的制度安排,只有在市场经济其他的制度相应完善的情况下,产权的内生才会明晰化,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在一个有效政府的引导下,国企不仅能适应市场化,还能在市场竞争中构筑新优势。


可以说,中国以渐进式改革为特征的经济改革,为世界范围内的相关改革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样本。关于这一样本的研究丰富了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视角。事实上,从主要经济体的发展经验来看,国家面临的重要改革关口,都是经济研究与经济政策革命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重要机会。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面临的滞胀难题为卢卡斯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而美国克林顿总统上台之后,面对老布什政府留下的成堆经济问题,问计于诸多大牌经济学家,于是把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中和起来,建立了一套既反对完全放任,又反对过度干预的克林顿经济学,进而缔造了战后美国经济史上的黄金8年,以至于不少美国人至今还在怀念克林顿执政时期的那段美好时光。


同样,尽管中国改革开放已历经40年,出台了超过1600项的改革方案,但改革永远在路上。今日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面临的诸多复杂问题,也为富有责任感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提供了极好的研究样本,比如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问题。


如何开启中国经济的下一个繁荣周期?


当然,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未来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西方有经济分析人士曾断言:中国经济崩盘在即,甚至将中国经济增长率下调至4%及以下,这是典型的看空论调。不过,我们对之也不必太在意。如果换个角度观察,这未尝不是在提醒我们应该审视经济基本面与中长期增长风险呢?当然,笔者并不认同有些乐观论者基于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的判断,认为中国凭借调整经济增长工具就可实现每年平均8%的经济增速至2030年。因为,姑且不论要实现上述增长目标所需支撑条件是否足够充分,对这种严肃经济问题的求解,不仅需要长期跟踪研究,而且需要充分估计未来可能面临的各种复杂情况。


已有的研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对既有路径依赖较强。一旦出现既有动力的衰退,而替代性动力发育不足,则意味着经济增速的滑落。因此,中国经济的下一个繁荣周期一定来自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层次推进,也就是如何将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转到有效消费与技术进步驱动上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切换,笔者曾提出过三个判断视角:一是新旧增长动力的“交接”周期及其平滑度;二是政府行为边界与市场行为空间的有效对接程度;三是微观主体的活力在行业和区域的分布及其表现。所谓“交接”,并非指新的动力完全取代传统增长动力的功能,而是指必须着力培育并固化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主导性动力。


当今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战略竞争越来越表现为对核心科技与产业主导权的争夺;尤其是底层技术和定价能力,已成为一国能否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的重要标志。作为后起的独特新兴大国,中国在由制造业大国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迈进的过程中,亟须补齐在基础研究、产业化应用与全球资源配置方面的短板,加强对重要产业领域的自主技术供给,进而提升在全球市场的获益水平。


目前,中国制造业的产值大体与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德国的经济规模相当,其中高端制造业在全部工业增加值中的占比与美国、欧盟与日本的相差无几,说明基于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动力已较为强劲。但是,外资在中国高端制造业产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甚至在局部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而一些关键性技术短板,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能够消除。我国长期以来重视应用研究与实验而忽视基础研究的现状尚未根本改变。美国基础研究占全部研发投入的比重接近20%,而中国不足6%,差距相当明显。长期大量且稳定的基础研究投入,是孕育革命性技术突破的前提。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创新都是大规模的创造性破坏,既需要雄厚基础研究积累的突破性表达,更离不开相关行为自觉的养成,尤其是开放的心态、甘于冒险、勤劳、富有趣味性以及敢于挑战技术权威的思维方式在全社会的广泛形成。


换句话说,要改变我国在诸如通用计算机CPU和基础软件和集成电路芯片领域的对外依存度过高而严重影响产业安全的被动局面,大量的研发投入固然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条件,关键还在于对基础性研究规律的充分尊重,对创新失败的包容,对性格人才创新禀赋的高度重视,对产权尤其知识产权的最优先保护,以及浮躁心态的消除,等等。当前尤须改变业已僵化的以行政主导的资源分配模式,亟须营造良好的创新生态,改变政府在创新体系中的定位。中长期来看,还有赖于教育理念的根本性变革以及教育科研体制的突破性变革。


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任何一个经济体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首先必须实现高质量增长。而实现高质量增长的前提是确保以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为核心内生变量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的内生化,倒逼21世纪的中国必须持续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如果能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等对传统产业进行技术与商业模式的改造,加大对前瞻性技术的研发投入与产业化应用,持续扩大开放,广泛激活民营经济的营商与创新禀赋,则基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提升的内生性增长将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最重要基础。


从政策层面而言,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完成市场出清与新动力新动能的培育,更要高度重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对市场不稳定性和经济复杂性,尤其是对外部不确定性和复杂经济与金融系统的前瞻性研究。


基于此,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现阶段,某些具有相对竞争优势的企业在承接国际技术转移的基础上,更应通过自主创新,提高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安全度。另一方面,中国应着力提升金融市场、研发设计、系统集成等专业服务能力,强化金融服务、技术供给和运营管理功能,特别是管理全球供应链的能力,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投资,以期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破核心技术瓶颈,早日形成能够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周期的高端产业群。


没有任何一种单边乃至多边力量可以轻易切割中国的核心价值链,没有任何一种单边乃至多边力量可以轻易做空中国经济,乃至打断中国经济发展周期。中国与主要大国围绕贸易争端和产业与规则控制权的争夺必将展开多轮战略博弈。为此,中国必须超越以往的惯性思维,掌握与不确定的竞争对手打交道的逻辑,更要提高早期预警能力,稳住发展预期。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初审 / 编校 / 吴琼 责任编辑 / 吴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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